红军长征的原因，通常把它看成是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利的结果。然而深究下去又可发现，当时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并未发生主力间的大规模决战，虽然红军处境不利，但主力尚在，战斗力犹存，仍是一支完整的军队。那么，导致红军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综合考察中央苏区的情况，我认为主因是经济问题。 自中央苏区创建以来，如何保障红军给养一直是根据地党和红军领导人关注的大问题，每次军事行动前都要把筹措战费提到重要位置，战事一结束，立即在新区分兵筹款，这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表现得最为充分。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红军的给养虽不宽裕，但也未出现大的问题。可惜这种状况未能继续下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控制苏区后，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错误使苏区由盛到衰，最终导致战争资源枯竭，红军失去立足之地。具体来说，其错误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左”倾的土地、经济政策使苏区工农业生产发展受到限制 苏区土地革命的开展，使根据地和红军因此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也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控制苏区后，却在苏区推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1933年又在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查田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其一，过分打击了地主富农，使地主生活上无出路，富农经济上无出路，这批人或逃往白区，或上山为匪，或在苏区内部破坏捣乱，影响了根据地的稳定。其二，扩大了打击面，造成群众的恐慌心理。有些地方混淆富农与中农的界限，将中农当富农对待。有的地方搞人人过关，按户按亩查田，甚至上查三代五代，使不少人害怕。有的中农要求改变成份以离富农远点，有的贫农怕被查成破产地主，惶惶不安。一些地区出现几百几千群众集体逃往白区的事件。其三，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地一分再分，频繁变动，使农民对土地所有权产生怀疑，因而没有发展生产的长远计划，再加上中农利益经济受损，许多人担心努力生产会使自己上升为富农地主，于是有钱就吃穿，不想扩大生产。 与此同时，工商业政策也有严重失误。“左”倾劳动政策将适用于大城市现代企业的8小时工作制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苏区推行，取消了私营企业的雇工自由，规定了过高的工资、劳保、福利条件，使原本规模有限的私有工商业不堪重负，不少企业只好关门歇业。在经营困难的条件下，税收却在提高，从1932年7月起，将商业税的起征点由200元降为100元，税率由2%提高到6%，而对商品售价则实行了严格的限价政策。此外，在打土豪筹款时往往侵犯私营工商业者的利益。上述做法对私营工商业打击很大，尽管到后来党和苏区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极“左”的经济政策作了某些纠正，但为时已晚，土地革命后期，苏区内私有工商业已基本绝迹。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建立安定巩固的后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经济，保障前方供给是关系到根据地和红军能否维持生存的大问题，我们的政策要围绕这个问题做文章。然而“左”倾领导人不是如此，他们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片面的“阶级立场”，表面上看来非常重视工人阶级和贫雇农的利益，但“左”倾政策的施行并未给工农群众带来真正长远的利益，反而造成根据地内部动乱，工农业生产受到限制，并最终成为失去苏区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财政政策的失误导致苏区财政拮据，红军给养失去有力保障 苏区财政最初是取之于敌，靠战争缴获和打土豪筹款来解决问题，稍后改为取之于敌为主，取之于民为辅，适量向群众征税。在苏区初创时期，采取上述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土豪总有打尽的时候，因此，建立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是苏区财政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根据地巩固扩大时期，苏区财政转向取之于民为主，取之于敌为辅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财政政策的一大转折。然而“左”倾领导人在实现这个转折时，其指导思想是“进攻路线”，是为了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因此要红军专务打仗，不能因筹款而误了“进攻敌人”。而且他们采取的是没有思想准备、物质准备和过渡措施的休克疗法，于1932年上半年突然停止红军的筹款任务。此举一出，苏区原来的主要经济来源迅速减少，而政府的后勤保障系统尚未健全。时隔不久，给养问题就直接影响了红军行动。在红军日增，收入税减的情况下，苏区采取了提高税收以增加收入的办法，除前面讲过的提高商业税外，农业税田4担起征改为3担起征，大多数农民的税率增加4%，税负比原来增加1到2倍。这种方法虽然能增加收入，但也会增加农民和商人的负担，对发展农业和商业有不利影响。 在想办法增加收入的同时，苏区还开展了反贪污浪费运动，统一全苏区财政，地方各级政府的收入除留用费外全部上交。对贪污浪费，虚报冒领的典型进行惩处，中央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因此受撤销职务，罚苦工一年的处分。与此同时，各种节省运动也广泛开展起来，如1932年的节约经济运动，1933年军政机关的每人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伙食费运动，1934年军政机关的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运动，群众的节省三升米支援红军运动等。 然而，在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的情况下，为了筹措急剧增长的战争经费，不得不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1932年6月发行了短期战争公债60万元，同年11月又发行了第二期战争公债120万元，1933年7月，又发行了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与此同时，眼光“向石印机瞄准”的现象也逐步发展，原本信誉良好的苏区纸币，逐渐贬值，受到群众挤兑甚至拒用，为保留为数不多的硬通货，到1933年夏，只好停兑。到长征前夕，共发行了无物资和银元担保的纸币800万元，纸币几乎完全失去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