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事变研究中，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以及周恩来与西安事变之类的论著已经不少，他们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和有力调停者，确实值得研究。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作为事变主要受动者的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研究，可以说至今还是一片荒原。本文愿对此做些研究与探讨。 一、事变发生前，蒋氏“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与张杨“抗日必先联共”的救国思想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 1935年秋，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我国进行侵略，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仍然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逼令张学良、杨虎城率东北军和西北17路军打头阵围剿长征刚刚到达陕北的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 调东北军入陕剿共，对蒋介石来说可谓是一箭三雕。他一方面派人造谣说张学良想“失之东北，收之西北”，挑拨张、杨关系；另一方面又极力驱使东北军在与陕北红军的作战中两败俱伤，好让他坐收渔人之利。 东北军在剿共内战中即将瓦解的危机不仅威胁到张学良的政治地位，而且将使他失去对日作战收复失地的资本。张学良看到如此下去，将来势必由逐步损失而渐趋消灭，因此他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 1936年3月，张学良与红军代表李克农在陕北洛川先后进行了三次会谈，同年4月，张又与周恩来在延安进行了会谈。通过这些会谈，张学良终于摆脱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祸国政策的羁绊，坚定不移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亦极为不满”[①a]。早在张学良到达西安之前，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开始寻找停止内战增强抗日力量的办法。杨当时曾说：“抗日，国家有出路，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在抗日这一点上，我们与共产党有共同的基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曾经分别与蒲子政、王炳南商量过，并派崔孟博到天津和南汉宸商量过，他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也进行过反复研究。杨曾设想过两个停止内战的办法：一是与红军合作反蒋，以停止内战；二是注意国内各地方实力派的反蒋动向设法联合反蒋，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企图和扭转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以停止内战。 杨虎城积极要求抗日，当日军侵及长城各口时，他基于爱国义愤，向蒋请缨抗日，遭到冷遇。于是，杨的爱国民主立场与蒋的祸国殃民政策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迟迟不抗日，自己怎么办？杨虎城义无反顾地明确表示：“我们不能跟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①b] 蒋介石对于张、杨私下秘密联共抗日早有所闻，只因忙于平息两广事变，而无力解决西北问题。1936年10月，两广事变一平息，蒋便匆匆忙忙赶到西安，督促张、杨进剿陕北红军。这时，蒋对张、杨已不信任。于是决定调蒋鼎文、卫立煌等20余名亲信到西安，任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宁边区总指挥。蒋介石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准备密谋解决张、杨问题。 12月4日，蒋向张、杨摊牌，提出甲乙两个方案，逼张、杨选择。甲案：服从命令，东北军、17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剿共；乙案：如果不愿执行甲案，那么东北军调福建、17路军调安徽，将陕甘两省剿共任务让给中央军来完成。这两个方案，张、杨均不能接受。于是，张学良、杨虎城下定决心，既不愿再打内战，也不肯离开西北。同蒋的甲乙两案针锋相对，张、杨也想好了两步棋：第一步苦谏劝蒋，即尽量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如果蒋介石不听劝告，那就实行第二步兵谏扣蒋，即把蒋介石捉起来，逼蒋抗日。 张学良主动承担劝蒋工作，可谓用心良苦。蒋介石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苦苦相劝联共抗日问题。直至12月7日，张又到临潼华清池蒋的住处，对蒋进行声泪俱下的哭谏。而蒋听了却勃然大怒，拍案斥责道：“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杨虎城也去婉言相劝，但仍无济于事，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蒋介石于12月9日召集“西北剿总”总部参谋人员会议，决定在12月12日颁布总攻红军命令，如果张、杨不从，就先解除张、杨武装。至此，张、杨已别无他法，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毅然对蒋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当然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其直接的原因，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蒋之“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同张、杨“抗日必先联共”的救国思想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的结果。正如周恩来所说：“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②b]。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 二、事变过程中，蒋介石被扣两周，被逼反省，客观上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历史应该承认：蒋介石在西安有所“承诺”是明智的 张、杨“兵谏”，把蒋介石捉起来逼他抗日，这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张学良心里也很清楚：作为南京政府最高统治者的蒋介石，虽然已经成为他的阶下囚，但还握有向南京发号施令的权力，且其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如果蒋介石一旦被拉下舞台，再要想完成哪怕是形式上的统一，都将是困难的。”[③b]因此，事变一发生，张、杨立即通电全国，指出事变之目的，是对蒋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张对蒋仍报之以部下尊敬长官之礼，言必称“委员长”，反复向蒋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盼其纳谏：停止内战，领导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