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上海发生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和德（字洽卿，以字行）代表上海资本家阶级在这期间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长期以来人们对他在运动中的表现贬多褒少，他久遭很多不公正的非议，本文根据可靠的史料，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一、组织“五卅事件委员会”合乎情理，并非“破坏”运动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七厂（今上海国棉二厂旧址）发生劳资纠纷，日籍职员开枪打死我国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人，激起纱厂工人罢工抗议。5月30日上海各大学的学生在公共租界热闹地段散发反帝传单并演讲，被南京路老闸捕房捕去100多人。下午三时市民纷纷围聚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时，遭到西捕开枪射击，造成了死伤百余人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开，各界极为愤慨，工人、学生开始罢工、罢课。此时虞洽卿尚在北京，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也宣布商界总罢市，全市范围的三罢斗争于是开始。 虞洽卿在京闻讯后，即同北京段祺瑞政府磋商，共同认为日本纱厂枪杀工人是由于劳资冲突引起，负有一定责任；但英国巡捕在繁华街道任意向无辜群众开枪射击，实属有意草菅我华人生命，责任自较重大。而事件的处理总以分清主次，不再使范围更为扩大，尽量做到大事化小为好。并商定了争取及早体面解决的交涉方针[①a]。北京政府一方面数天内连发三份向英方抗议、措词强硬的电报[②a]；另方面“特命新任外交部驻沪特派交涉员许沅，淞沪市区会办、上海总商会会长虞和德兼程赴沪就职，又任命蔡廷干、曾宗鉴为特派调查专员，以便先行在沪进行交涉”[③a]。 虞洽卿在6月3日晨赶回上海，同副会长方椒伯会晤后公开声明，他将以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身份长期参加事件的交涉调处。总商会在当时是上海资本家阶级唯一的“法人团体”，“不论官厅或租界当局都只承认”总商会是“一切交涉、联络事务”的“对象”[④a]。因此他以会长身份参加交涉调处并非以第三者自居，而是站在上海商界代表的立场上，同帝国主义进行交涉调处。 当天下午5时，虞洽卿走访了交涉署，交涉员许沅“议及商界亟宜先行开市营业，虞洽卿表示赞同[⑤a]。”次日，他从希望事态不再扩大、使事件早日了结的愿望出发，贸然跑到闹市区几家商店劝说开门复业，激起店员和群众的愤慨，衣服竟被撕破。这无疑是对他昧于当时上海反帝的形势上了严厉的一课。此后他顺应形势，改变了态度，在一段时间内不再反对罢市。6日，有人向虞宅扔了炸弹，使他受到了严厉的警告，幸未造成伤害。[①b]但这种恐怖手段实在是不可取的，它无助于正确解决不同意见的争论，更不利于团结工商界。 为了加强对全市三罢斗争的领导，6月1日晚，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根据蔡和森的建议，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也称工商学联合委员会[②b]，以下简称工商学联），设办事处于上海西门黄家阙路立达中学内，作为上海反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③b]会后由上海总工会出面筹备组织，原拟由中华全国学生总会（以下简称全国学联）、上海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上海学联）、上海总工会和商界四团体参加），每一团体代表名额6人，其中商界名额由总商会派3人，上海商界各马路总联合会（以下简称商总联会）派3人。经拟定的章程中规定：“加入本委员会之团体，均须受本委员会之指挥及服从本委员会之决议。”[④b]商总联会当时已决定加入，并推定该会副会长邬志豪、议董王汉良、书记严谔声三人为代表。在征求总商会意见时，虞洽卿看了代表名额分配的方案和预拟的会章后，表示总商会不拟加入。但也不反对商总联会三代表参加。虞洽卿在公开发表不参加工商学联的理由是：一、该会已有商界的商总联会的代表参加，且邬、严两人都是总商会会董，可随时互通声息；二、“此次英人屠杀，凡属同胞谁不发指？”但是如果总商会再参加进去，在同英日等国谈判时，一旦“各走极端，势必弄成僵局，本会今日不参加即为将来调和之余地”。[⑤b]其实虞洽卿认为该会在代表名额24人分配中，共产党领导的工学三团体占有18名，而总商会仅3名，即使加商总联会，商界也仅6名，在议案讨论表决时只能处于少数，如果意见分歧时会章又规定加入各团体必须服从决议，只能听命行事，因此总商会如加入就不能保持独立自主。为了不受牵制而不愿加入，也在情理之中。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过四年，全国党员人数还不到1000人[⑥b]，虽然党员的组织性很强，多能为革命艰苦奋斗，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已崭露头角，但毕竟还处于幼年时期，社会影响还不够大，还缺乏领导群众直接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的经验，自然尚未制定出对敌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一套策略，在斗争高潮中不免容易发生过“左”的倾向。[⑦b]至于资本家阶级，他们的商会组织登上政治舞台已有20多年的历史，总商会中的上层分子如虞洽卿等许多资本家，他们参加过立宪活动和辛亥革命上海起义，并且参加以至领导过上海几次反对租界当局或帝国主义的群众性斗争，积累了颇为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们投资各种企业，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总商会中也有不少人受过新式高等教育，同国外保持联系，有的人还同正在准备北伐的国民党有历史渊源。这样的资本家集团自然不会唯唯诺诺地接受新成立的登上政治斗争舞台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⑧b]总商会同共产党领导下的团体之间的分歧与摩擦，是双方政治条件所决定的，难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