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的长征史上，“三人团”作为前期的最高领导核心，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周恩来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更是在其个人乃至我党的历史上写下了至关重要的一笔。然而迄今为止，关于周恩来在“三人团”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史学界尚未作出专门的探讨。于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笔者不佞浅薄，写得拙文发表浅见，以求指正。 一 1934年5月，中央苏区广昌失守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被迫作出决定，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却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也只是在极少数人中秘密地进行。“三人团”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主持筹划战略转移工作而成立的。它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实际上，“直至遵义会议以前，三人团处理一切”[①]，是当时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 “三人团”内部的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是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从分工上可以看出，周恩来是完全没有政治、军事大权的。事实上，周恩来在政治、军事上已经不被博古所信任。在“三人团”前期，周恩来只是在博古、李德的领导下，做“领导核心”的实际工作[②]。尽管周恩来在执行博古、李德制定的政治、军事路线时，存在一定的回旋余地，但他们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显然存在的。 然而，这种关系在湘江战役后开始趋于模糊了。1934年11月的湘江战役是红军历史上损失最大的一仗，虽然红军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面对这残酷的教训，“部队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③]。“左”倾领导人博古，亦“感到责任重大，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④]，而专横跋扈的军事顾问“李德已经无法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⑤]。于是，周恩来以其既有的历史影响及地位，被推到了维持局面、真正部署作战行动的位置上。在此危险时刻，也只有他才能有权决定开什么形式、叫什么人参加的会议，而且也只有他才能指挥得动全党全军。 1934年12月中旬，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后，中央中央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由于周恩来已开始在实际上主持起日常工作，便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批评博古、李德“左”倾错误的中央其他领导人都能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在周恩来及其所支持的毛泽东等人同博古、李德的激烈争论后，最终解决了当时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路线问题。这说明，“三人团”，尤其是博古、李德“处理一切”的权威已受到了挑战。李德在《中国纪事1932—1939》中对这次会议这样记叙道：“我好像过早地走开了”，“当我看到新发布的命令时我才知道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很显然，这时“三人团”中李德等与周恩来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已不复存在了。 然而，博古、李德毕竟还是最高领导层的核心人物。正是在他们余威的影响下，尽管在通道会议上促成了红军转移路线的改变，但却未形成正式决议。1934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又在黎平召开了会议，研究通道会议上未能正式解决的战略方针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对李德“发脾气了”，说李德很主观，坚持死打硬拼，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黎平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⑥]。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境建立根据地的决议》，从而否决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意见。长征以来，“三人团”的核心人物博古、李德，第一次在第三位成员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被其所支持的毛泽东正式驳败。这标志着在政治局会议开始决定重大军事方针的情况下，“处理一切”的“三人团”的地位已经严重削弱。 1935年1月1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猴场会议。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⑦]据此分析，党中央已开始在组织上纠正由“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态。中央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也已排除了李德对作战的指挥。周恩来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⑧]。“处理一切”的“三人团”从此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原“三人团”成员周恩来及其所支持的代表正确路线的毛泽东等。 不久的遵义会议上，党中央正式在决议上宣告了“三人团”的结束。陈云同志在传达提纲中说：取消三人团。但全党出于对周恩来的信任，会议又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⑨]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这种变化呢？笔者认为：其一，在血的教训面前，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及其长征中所做的说服教育工作，使广大红军指战员逐渐觉醒，是促成这种变化的群众基础。单就周恩来而言，他也“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⑩]，这便奠定了相应的主观基础。其二，长期以来，党内组织生活的不正常以及特殊的战争环境，不可能即刻废止“三人团”的工作，它的解决必然是一个不断的斗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三人团”的地位会受到削弱，但它必然还得作为最高领导核心而存在。其三，李德、博古作为“左”倾路线的始作俑者，在众怒之中失去了以往的“威信”，从而使继续存在的“三人团”中，原本就具有较高威信和地位的周恩来走上了实际工作的领导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