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美在1844年签订了两国之间第一个条约即《望厦条约》以来，中美关系已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在这150余年的时间里，中美两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世界也已经今非昔比。在这段历史长河中，美国从一个国内南北两种经济制度对立、冲突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又经过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获得并保持了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同样，中国从一个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过历次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成为一个亚洲的社会主义大国，又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改革开放，正在成为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的现代化强国。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各自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任何别的国家所不能代替的。如何处理好两国的相互关系，已成为不仅是两国领导人，而且是两国学术界、企业界和普通大众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或许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可以获得教益，在处理现实关系时可以避免决策错误，少走弯路，以期获得两国共同利益的实质性发展。 那么，从以往150年中美关系发展史上，我们可能得出哪些基本经验和教训呢？我们将分别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两个方面来探讨。 在政治关系领域，从中美国家关系的发展阶段性来看，两国之间合作、互利的历史长于两国之间冲突、对抗的历史。美国在中国利益主要是通过两国的合作而不是双方的对抗来获得保证。 我们可以把《望厦条约》签订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后到1899年。在这个阶段，美国虽然与其他西方列强一样，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了特殊利益。但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毕竟与其他西方大国有所区别。一是美国并没有直接使用武力分割中国领土或勒索权益，这与英、法、俄、日在中国割占领土、索取巨额赔偿有所不同。二是1862年以后美国政府采取了由驻华公使蒲安臣提出、国务卿西华德支持的与清政府“合作政策”。在这种“合作政策”之下，美国出面调停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种种冲突，既赢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同时又扩大了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和利益。美国对华政策的上述两个特点以后继续发展，成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1899年至1900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直到1932年代初提出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不承认主义”。美国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开始，就考虑如何避免使中国被名列强完全瓜分。这项政策的目的很清楚，是为了扩大美国在整个中国市场上的利益。但限于当时美国力量的不足，不能不以“利益均沾”的方式防止中国的某一部分完全被某强国所占有。美国为了反对任何列强在中国获取绝对的排他性权益，先后同俄国和日本在中国东北（满洲）地区展开争夺。由此产生的美日矛盾逐渐演化成为影响远东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清政府及以后的北洋军阀政府以至国民党政府借助外力来平衡日本以及俄国扩张的压力，成为20世纪初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1922年的《华盛顿九国公约》限制了日本在中国东亚称霸的企图。1932年日本侵占东北，迫使美国提出以国务卿史汀生命名的“不承认主义”。这个阶段美国对华政策在原则上反对日本在华进一步扩张，但在行动中却从未冒险对日本采取制裁和军事行动，因而在客观上并未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第三阶段包括了1937年到1949年间的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内战时期。在这个阶段，美国实际上放弃了“门户开放”政策，中美关系上升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首位。美国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主要盟国之一。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已经在其全球战略中把中国因素置于重要的位置上。值得提及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建立了实质性的交往。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织的结论是，中国“终将控制这个国家”，“这对美国来说是有长期的重大关系的”。可惜，白宫并没有接受上述结论。1945年以后，出于与苏联对抗的冷战考虑，美国单方面支持国民党政府，其后果不仅失去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而且丧失了美国在中国可能获得的巨大市场利益和重大战争利益。换言之，如果站在美国的角度来看问题，1844年以后美国对华政策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苦心经营，而到手的成果都由于冷战格局的出现而付诸东流。 第四个阶段是冷战的50年代和60年代，即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如前所述，由于美国从意识形态因素出发在中国支持了一个统治基础行将崩溃的政权，结果使其亚洲战略受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为了填补国民党政权退出中国大陆所产生的空白，美国不得不起用战败国日本作为其在西太平洋安全战略的主要支柱，不得不在朝鲜战场上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在越南战场上重演更大的悲剧，不得不背上台湾问题这个旷日持久的包袱。在这个阶段的初始，美国的决策层内部曾经对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展开争论，大多数专家都主张“承认现实”。但是，美国政府一再摇摆，由于其全球反共冷战的制约，以及朝野保守派的强大压力，美国终于在“尘埃落定”时走上与中国对抗的道路。朝鲜战场的正面军事冲突和台湾海峡的数次危机，以及后来印度支那长达20年的军事卷入，使美国的亚洲战略和全球战略越来越陷于被动。追其根源，正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作出错误战略决择的结果。尽管中美之间在50年代后期开始了大使级会谈，美国方面在60年代提出对中国“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但是直到60年代末中美关系和解的条件一直没有成熟。应该承认，在中美对抗、互不往来的20余年间，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战略上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也是150年中美关系史上唯一严重对抗的时期。 第五阶段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签署《上海公报》到1989年发生北京动乱。这个时期曾被人称为中美关系的“蜜月”。中美之间从对抗迅速转变为和解、合作甚至达到了间接盟友的关系，证明两国之间合作基础是客观存在的，而对抗只是一段插曲而不是主流。“战略大三角中的中国牌”是这种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直接原因。而70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则是推动双边关系向深层次发展的持久因素。整个第三世界以至国际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迫使美国开始重新面对现实。如同尼克松在访华时指出：“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蜜月期间”，中美之间依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台湾问题。在“三个公报”中，美国方面始终对台湾问题留了一截尾巴。特别是在中美建交不久，美国国会通过的《对台湾问题关系法》和1982年的《中美“8.17”公报》，都没有解除美国在防务问题上对台湾的承诺。这就成为中美关系在后来的发展中一再遇到的主要障碍和潜在冲突的根源。不管怎么看，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间交往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各自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