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30日，上海申新第九纺织厂（以下简称申九）7500工人举行大罢工。2月2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包围该厂，开出装甲车冲进厂门，进行武装镇压。工人们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有3名女工牺牲，40多人重伤，100多人轻伤，236人被捕，罢工失败。这一事件震动全市，影响全国，谱写了上海和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悲壮的一页。解放后，通过许多报刊、广播、电影及各种会议，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一事件中的暴行，歌颂了工人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无疑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对这次罢工的经验教训却很少有人涉及，本文拟就这方面进行探讨。 严峻的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最初阶段，上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汹涌澎湃，工人斗争不断，民主工会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工人的生活得到了相当的改善。从客观上讲，这是由于国共谈判，有较浓的和平民主气氛，国民党刚刚在上海恢复统治，立足未稳。从主观上讲，八年抗战中，中共和上海工人患难与共，同甘共苦，有着紧密的联系，积蓄了雄厚的力量。胜利时，中共在上海的工人、职员和教师中有1000多名党员，联系职工群众近20万人。而国民党员8年抗战中，与上海工人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因此，抗战一旦胜利，上海工人在中共的领导下，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各种经济和政治斗争，国民党只能步步妥协、退让，工人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延，国民党加强了在上海的统治，开始向上海工人进攻。这种明目张胆的进攻在1947年2月9日，国民党特务打手捣毁“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会成立大会会场，打死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时，已经初露端倪。该年9月19日，国民党特务又制造了“富通事件”，使这一进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该日下午2时许，30多名中统特务持枪冲进承印进步报刊的富通印刷公司进行搜查，扣留了该公司所有工作人员和外来接洽印刷业务的人员。外来人员进来一个扣留一个，连送晚饭的包饭作师傅也被扣留。在被扣留的人员中有上海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上电”）工会到该公司校对《电工月报》的吴可文。他和到该处洽谈印刷业务的两名小学教师陈南如、向清当晚即被押至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号中统特务机关。其他人员亦陆续被押往他处关押。特务们则在该公司守候，来一个抓一个，妄图扩大“战果”。次日（9月20日），上电工会又有张仲之等5人赶到富通印刷公司，想帮助吴可文校对《电工月报》，又遭中统特务逮捕。 9月23日，上电2000多职工获知工会干部被捕后，齐赴社会局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会干部，未果。当晚，又有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多人被捕。24日，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与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会衔发出通缉令，以“鼓动非法请愿”的罪名，悬赏八千万元通缉上电工会干部欧阳祖润等14人。上电美国资本家与国民党采取同一步调，于9月27日宣布开除被捕和被通缉的127名职工。社会局随即发出“训令”整理上电工会，派遣范才骙为整理委员会主任指导员，康济民、顾力军为指导员，林本、万一为秘书，同时指定整理委员25人。 当时，国民党通过富通事件，打击工人运动的计划是：“第一步打击市政职工，第二步打击机器业，第三步打击百货业，第四步打击纱厂职工。具体打法是：动员全力，不惜牺牲金钱和弹药，不择手段，只求目的达到。”[①a] 9月26日，遵照上级指示，中共法商电车公司（以下简称法电）支部和工会党团开会决定发动罢工，反击国民党利用富通事件打击上海工人运动的计划。罢工采取经济斗争的形式。9月27日上午，工会向资方提出：每人每月应发福利金底薪15元，照生活费指数计算；修订车务部服务章程；职工子弟学校添设厕所；中秋借支款项分5个月扣还；机务部要求升工；调整职员等级等6项要求。劳资双方谈判无结果。下午，工会一声令下，2300名职工立即罢工。 29日下午，警方下令通缉法电工会理事长朱俊欣等16人，社会局同日训令法电资方开除上述16人。10月1日，社会局悍然下令法电工会“停止活动”，“迅予整理”，指定整理委员25人，其中多数为工贼走狗，但也有一部分当时未暴露而在群众中又很有威信的地下党员。社会局先后派出邵子英、徐嘉麟、顾若峰担任工会指导员。 经过反复斗争，法电工人的斗争取得了基本胜利，于10月5日复工。 9月27日和28日，中共上海英商电车公司（以下简称英电）支部曾两次发动罢工，反击国民党制造的“富通事件”，均告失败。 在法电罢工的第三天（9月29日），敌人又采取了镇压工人运动的另一个行动，突然逮捕了三区百货业工会的十名领导人，社会局于次日训令三区百货业工会停止活动，进行整理，委派龚祥生、江承隆、姚卓人等25人为整理委员，方显民为指导员。一时各大百货公司大门内外武装军警和特务密布，气氛十分紧张。 10月3日下午，永安公司职工，拉上铁门，举行罢工，但很快，大批军警冲进商场，逮捕了三名职工，强迫职工恢复营业。在敌人的高压下，罢工失败了。国货公司职工亦于该日下午行动，届时有人演讲、贴标语、并有六、七十职工拥至经理室，要求资方向警局交涉释放被捕职工。警察局闻讯后即出动红色警备车，派出大批警察弹压，捕去4人，罢工亦未成功。 纵观富通事件后上海工人的一系列反迫害的斗争，可以看到敌人的目的并未全部达到。他们对机器业和纺织业的工会未敢动手。国民党虽然逮捕了上电、法电和三区百货业的一批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但在工人群众的强烈抗议和反击下，不得不先后释放；他们通缉的工会干部都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地撤往解放区和安全地区；他们虽然整理了上电、法电、三区百货业三个民主工会，但在整理委员会中仍有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法电的地下党员蒋阿龙还担任了整委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