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社会的整体性变迁过程。唯其是整体性的变迁，所以人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对现代化作出界定。从知识分子与现代化的关系看，现代化过程就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逐渐兴起和形成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洋务运动，从洋务运动到1949年，其间有近百年的跨度。在这近百年的时间中，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断断续续，既未完全停顿，也不是一帆风顺。这是一个断断续续的扭曲的过程，与这一过程相伴随，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极不正常的过程。在这个不正常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命运越出了历史发展的常轨。 关于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命运，国内外已有众多的研究。概括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用“角色模糊，命运多舛”这八个字对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一基本判断。为什么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会角色模糊而命运多舛？或者说，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状态是什么？我们认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状态，简单地说，就是游魂无处归。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归宿，没有自我定位，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它依违于政治和学术，游移于传统和现代，摇摆于中国和西方之间。 知识分子当然是受过一定教育，并且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人，但是并不能象流行的定义那样，反过来说，凡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非体力劳动者都是知识分子。官僚和高级经济管理人员大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又从事非体力劳动，但他们显然不属于知识分子的群体。事实上，这些脑力劳动者的利益往往与知识分子相对立。知识分子是专门从事创造和传播文化价值的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从正面看，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是制造社会的合法性，为一定的社会力量、社会运动和社会制度进行辩护；从反面看，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是进行社会批判，尤其是进行社会体制的批判。制造合法性和进行社会批判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为某种社会力量制造合法性，同时也就是对另一种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批判。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近现代的产物。事实上，“‘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最先用之于十九世纪的俄国，它指特定的一群人，他们在大学受过教育，大部分受西欧文化的教养，自成一个有别于传统阶级结构的社群。这个社群从贵族家庭、资产阶级或富农的子弟中吸收成员，他们脱离旧有社会，由于相同的知识背景，而且对于既定的社会所采取的态度又相同，他们自觉地联合在一起，这一切再加上新科学的精神与自由解放的概念，使他们倾向革命”[①a]。 作为一个专事社会文化价值创造和传播的独立阶层，知识分子的出现只能是社会现代化的结果，只有在社会现代化的条件下才具备知识分子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首先，现代化导致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国家或政府无法再垄断全部的社会利益，市民社会开始形成，并日益独立于政治国家，从而使得独立的社会阶层有可能出现。其次，现代化作为一个总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也必然要求政治上的进步。政治统治有两种基本形式：即暴力的形式和同意的形式。从政治统治的形式看，政治进步的过程就是暴力不断让位于同意的过程。同意的形式是指对公民进行灌输、说服、教育和劝导，从而使其心甘情愿地服从既定的政治统治。暴力的统治主要依靠军队和警察等来实现，而同意的统治则主要由知识分子来完成。从这种意义上说，政治进步的过程是一个日益重视知识分子的过程。简言之，市民社会的形成是知识分子作为独立阶层的经济基础，而民主政治的推进则是其政治基础。 士大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但士大夫本身并非象通常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它属于官僚阶层，是官僚阶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试图从官僚阶层中独立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群体。实际上，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最后的士大夫，如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严复、蔡元培等等。从工具批判走向体制批判，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取代传统的士大夫而正式诞生的主要标志。工具批判是对现成体制的修补，而体制批判则是对现成体制的系统改造。体制批判的产生表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开始独立。没有体制批判，就没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独立。如果说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还是一种工具批判的话，那么，邹容、朱执信、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观点，则完全是彻底的体制批判了。 近现代知识分子在独立过程中首先要挣脱的是政治上的束缚。他们当中的许多激进分子甚至走得更远，他们把一切国家制度和政府权威看作是万恶之源，试图彻底摧毁它们。人们通常把这些人称作无政府主义者。作为一个通例，独立知识分子出现的初期，往往涌现出一大批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中国也不例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知识界曾风靡一时，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或由知识分子转变而成的政治家在其一生中或多或少受过它的影响，如邹容、吴虞、孙中山、汪精卫、瞿秋白、丁文江、巴金等等，不一而足。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一方面表明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控制的决心；另一方面表明了现实政治对知识分子的极大束缚，以及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的无奈。它典型地暴露了知识分子既想独立于现实政治，又不能摆脱政治束缚这样一种两难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