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由于西北地区的环境条件与南方根据地截然不同，这就有一个适应新环境，谋求自身发展的问题。中共中央到陕北后，正确妥善地处理了内外各种关系，从而使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站稳脚跟，并为此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全国抗战的兴起作好准备。 一、对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些关系的调整 1.妥善解决原陕甘根据地内部肃反扩大化问题。 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一块根据地。它和南方各根据地一样，也是在反国民党的几次“围剿”中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但陕甘根据地在在第三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却在根据地内进行所谓“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和错误的肃反，以所谓的“右派”、“反革命”的罪名，将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逮捕起来，还枉杀党政军干部200多人，使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的力量严重削减，也影响了从鄂豫皖根据地去的红二十五军与陕甘根据地军民之间的团结。陕甘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一到陕北，就着手纠正陕甘根据地肃反中的严重错误，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毛泽东和张闻大天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在详细听取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关于肃反等问题的汇报后，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快放刘志丹同志”[①a]。11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在和张闻天、博古之间的党内通信中再次指出，陕甘根据地在肃反中，“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因此，请他们“详细考查”，“平反过去肃反中错误”[②a]。中共中央很快就委派中央保卫局执行部长王首道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控制事态，避免恶化。还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负责审查错误肃反事件，并立即释放了刘志丹等被关押的人。11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有关决定，严肃批评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在肃反中犯了“左”的错误。中共中央的一系列举措，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为中共中央及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 2.对张国焘问题克制性解决。 张国焘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它产生于长征途中，最初以党内分歧的形式出现，发展过程中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1935年10月，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主力率先到达陕北时，张国焘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分尚在长征中。张国焘以种种理由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决定，党内矛盾和分歧是很尖锐的。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问题一直从全党利益出发，从红军生存与发展的大局出发，从挽救张国焘个人出发，很理性、很克制地进行处理。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后，一方面通过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等同志继续做张国焘的团结和争取工作，一方面又考虑让张浩（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分，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来教育和帮助张国焘。12月22日，张浩致电张国焘，希望他注意党内团结。并对组织统一问题提出建议：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实际可以直属中共中央，也可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管。在受到张的拒绝后，中共中央对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仍然采取冷处理的办法，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提与张国焘的分歧。在红一、二、四方面军即将会师时，张国焘却对中共中央提出的静会战役的计划拒不执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毛泽东等联名致电张国焘等，表示希望“全党全军注重当前之政治任务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①b]。此后，中共中央又再三说服张国焘北上，并派部队进行积极策应。当得到张国焘同意北上的消息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致电，表示“十分佩服与欢慰”[②b]。 10月14日，中共中央给彭德怀发了绝密电强调：“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其他干部不可求善太急。我们政策应表示对他们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国焘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③b]即使在后来党内按党纪对张国焘的批评教育中，毛泽东等也还是希望“在某些步骤上”，“改得湿和一点”[④b]。 也正是因为中共中央冷静、理智地处理了与张国焘的分歧和张国焘本人的错误，才避免了党和红军内部的分裂，造成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中国革命的力量。三军会师陕北，为中国革命把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二、解决好与西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1.与张学良、杨虎城军队统战关系的建立。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十分注意处理和张学良东北军的关系。红军释放被俘虏的东北军官兵，并向东北军将士宣传抗日反蒋主张。1935年11月26日，毛泽东还亲自给东北军的董英斌军长写信，表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后来，中共中央又向东北军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建议，并主动派出谈判代表，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1935年底1936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还以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的名义给高桂滋写信，并让人带上中共中央的有关决议、文告等，结果较早地与其所部订立了“抗日讨卖国贼协定”。中共中央和红军在与张学良直接联系前，还与东北军中的王以哲等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并订立了《互不侵犯经济通商》一类的条约。使得红军所急需的西药、布匹等物资得以从东北军的防地采购回来，同时，根据地内外的延安、甘泉等县的“交通运输”也得以恢复。东北军也可以从红军这里得到粮食、柴草、食盐等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