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历史问题时，人们大都从经济及经济关系的角度来加以探讨和论证。然而，这一时期，随着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全面实施和逐步深入，调整政治方面的紧张关系也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纳入中央的工作日程。从根本上讲，这次调整政治关系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是和经济调整紧密相关的。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问题，本文试就这次调整政治关系的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一、调整政治关系的历史背景 一般来讲，这次调整政治关系始于1962年1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就调整的范围和内容来看，既涉及到党内政治民主生活的改善，又包括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以及民族关系、宗教政策、侨务政策等诸多方面。综观调整前的形势，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可谓为难以乐观。那么，其情形又是如何呢？ 从经济方面看，1958年下半年“大跃进”运动发生之后，由于受党在经济建设上“左”倾思想指导，运动的规模以及运动中经济指标的制定都超越了当时的客观实际，违背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结果事与愿违，经济非旦没有搞上去，反而使社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①]按照预先设想，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会议上代表中央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就1958年至1962年间的基本建设投资比例作了说明，其中规定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一五”期间的35%提高到40%左右，投资总额比“一五”期间增长1倍；工业总产值提高1倍；农业总产值增加35%左右；国民收入增长50%左右。到1962年，钢产量达到从150万吨到1200万吨；粮食达到5000亿斤左右；棉花达到4800万担。职工平均工资增加25-30%。总的指导思想是“积极而又稳妥可靠”。[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指标，后来在所谓“积极平衡论”的作用下，却呈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这可以从1958年毛泽东为促进“大跃进”运动提出的“生产计划两本帐”的计划工作方法中充分看出。“这种方法，就是选定第一本帐，组织第一个平衡，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挖掘潜力，突破第一本帐的收支指标，打破第一个平衡，编制第二本帐，组织第二个平衡。”[③]实行这种工作方法，其结果便是主观上提出高指标。1958年2月，薄一波、李先念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分别作了1958年的经济和预算计划的报告。但到了3月份成都会议上，指标又作了大幅度调整，把南宁会议和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1958年指标，作为中央的第一本帐，另外又搞了一个高指标的第二本帐计划。这个计划，标志着整个国民经济计划步入“大跃进”式发展的经济轨道。 在各种经济指标层层加码的情况下，原本想循着稳妥可靠发展之路的国民经济，犹如决堤的洪水迅猛而无规则地溃泻下来。1960年农业总产值只达到415亿元，比1959年又下降了12.6%。粮食产量，据1961年的测算，跌到了1951年2874亿斤的水平。棉花产量、油料作物也分别比1959年下降了37.8%和50.9%。整个农业连续三年大幅度下跌。轻工业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下降局面，棉纱、棉布、食糖等产量分别比1959年下降了28.6%、28%和60%，轻工日用品供应呈现出奇缺现象。与此同时，重工业却像脱缰的野马，更加孤军冒进。1960年，重工业产值比1959年增长25.9%，如果加上1959年、1958年的冒进增长，实际上比1957年增长了2.3倍。总之，一方面是重工业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是1960年的农业比1957年下降了14.8%。重工业的发展完全脱离了农业基础的现状，与轻工业的发展也不相适应，形成比例更加失调。在基本建设方面，1958年至1960年基建投资合计比“一五”计划的总和还高出81%。这个规模过大的基本建设，不仅挤垮了农业，挤伤了轻工业，也使国家财政连年出现赤字，造成通货膨胀，商品价格上涨，商品尤其是农副产品奇缺，人民生活陷入连续三年的困难之中。正如刘少奇在后来的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的那样：“从经济上说，目前不是大好形势，而是存在严重困难的形势。”[④] 从政治方面看，是“左”倾指导思想急剧膨胀，并逐渐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曾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已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说得极为明确，并以此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此基础上，进而广泛地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加强党同各方面之间的联系，真正做到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与各方面联系的渠道保持畅通。但是，整风反右扩大化不仅在理论上产生了失误，也给实际中的政治民主生活带来不和谐的因素，使“这个时期的一切社会问题，其中也包括知识分子问题，都不能离开阶级斗争来观察。”[⑤] 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前，尽管党内的许多重大决策多以围绕经济建设的目标来加以讨论和制定，但在政治思想方面，不能不承认存在着某些偏差。这种偏差最初反映在1958年初，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将对经济上提出的反冒进的批评提高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到成都会议上，又把党内的经济上反冒进与社会上的右派进攻直接联系起来。毛泽东先后认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没有摆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党内的反冒进与社会上右倾保守思想是不了解合作化后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六亿人民的气。反冒进的直接后果是立了一个只准谈反右不准讲反“左”，不准再提反冒进的不成文的规矩，从而给人们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随着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斗争在党内的扩大化而持续加重。于是，在党内党外都造成了一种很不和谐的政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