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高级文明似乎都曾有过一种自我轴心意识(self-axial consciousness)，由此，他们在民族的自我和他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区别和认同关系(relationship of discrimination and identification)。但是，把这种中心主义发展为一种普世的历史观，则是西方社会特有的现象，特别是伴随着17世纪的势力扩张，西方社会认为诸种现代世俗价值重新为世界历史提供了见证，而自己正居于这一历史进程的轴心。①这种特别的历史意识如何建构了西方的自我身份认同？它的思想来源和构成是什么？它所编织的自我认同的内在矛盾是什么？从思想史角度探讨这一议题又有什么意义？对于深受现代西方学术话语影响的我们来说，回答这些问题并非一个简单轻松的任务。现代西方的认知意志(will to knowledge)和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已经伴随着“现代性”的思想和实践深入到我们思考和言说的内部。②对此，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安然处之，也不能绝对地弃之不顾，我们不得不一方面批评自己的思考工具，一方面进行思考。 一、进步的历史：现代西方的自我确证 现代西方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方式，即所谓“普世历史或普遍历史”。这一叙事方式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最明显的形式的方面，就是从“古代”经由“中世纪”而进入到“现代”的线性时间观念；另一个内容的意象就是为这种演进历程提供统一目的的自由或解放之类的“进步”标准。无论现代性观念中这两个思想要素的来源是什么，它们在实质上都构成了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反叛，那就是把古希腊罗马政治哲学所主张的“完善(perfection)”的概念转化为“可塑性(perfectibility)”概念，正是可塑性的概念使得人的本性如何实现的问题主要变成了历史问题，特别是普遍历史的问题。[1](P104-109) 康德哲学“三大批判”所构筑的理论体系把现代生活的精神结构描绘为以主体性为基础的世界。知性、理性和判断力分别对应于科学、道德和艺术的人类生活领域，依次回答有关真理、正义和品味的基本问题。而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最终都要指向“人是什么”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作为卢梭的信奉者，康德要用自己的哲学来完善前辈那看似模糊的方案，而卢梭思想的暧昧性正来源于他对人的本性或者说“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充满矛盾的看法。卢梭提出了救治“文明”弊病的宏大方案，这一方案的关键在于“人与公民”双重教育任务的成败。③如果说，柏拉图的方案更倾向于选择聪颖的精英来受教育的话，那么，对卢梭来说，选择爱弥尔，恰恰因为他是普通的孩子，他所具有的仅仅是人人皆有的人性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是人在原初的朴素自然状态下就具有的，否则，自然灾害、外在强力就不能够通过偶然性来把自然状态的人带入公民社会。但卢梭对人性的这种可塑性持一种矛盾态度：一方面认为科学和艺术的繁荣所带来的“文明”必然会败坏朴素的民风；另一方面，他又要以一种相当人为的“自然教育”培养同时是欲望节制的而又急公好义的好人和好公民，这种教育同样需要这种人性的可塑性。可塑性或者说“自由”成为人性构成的特点，那么，自由就等同于或者替代了“善”。问题是，人性的自由又如何能够保证向善趋进呢？“自由人联合”的善良意愿如何才能具有普遍真实的性质而不限于善良的一厢情愿呢？ 针对这一问题，康德通过一种形式主义的伦理学提出保证：这种伦理学是建立在以主体性为中心的形式普遍性基础上的，这种形式普遍性的自明性理解提供了一种“世界公民”(cosmopolitan citizen)的视野，在此视野下，真正的自由意志只能是善良意志，但善良意志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历史。因为，人性如果只是可塑性，那么，人的可塑性的普遍成果就要依赖于群体的长期积累。卢梭的自然主义思想成分使他怀疑“进步”，但他所主张的人的自然权利也即“自由”又不能不依赖偶然，他的继承者调和这种偶然与人的自由的方式之一就是相信历史进步。④由于自由王国与自然王国的分离，自由意志的实现必须要克服自由与必然的矛盾，个人意志自由的实现要依赖于所有人。所以，对康德来说，把自由世界和自然世界联系起来，追问自由的后果时，问题就变得十分棘手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引入了暧昧的“普遍历史观”，认为所有人的自由意志的实现要依赖于时间中的历史，而且不能是一个盲目无规律的历史，只能是一个合于“天意”的进步的历史。人们所观照到的自然因果世界的时间不过是主体的先天感性能力的形式，所以，如果追问自由与自然和解为至善天福的时间，康德的回答就变成了奥古斯丁式的救赎许诺：时间性变成了对“德福一致”实现的纯粹期待。 正是黑格尔更加自觉地把这种救赎许诺的期待时间变成了一种贯穿人类历史的“精神自我和解的辩证时间”。时间不是一般“被直观的变易”或“过渡”，而是和精神运动相关联的“否定之否定”。[2](P474-492)黑格尔是要为卢梭揭示出的、康德清晰表达出的现代文明的精神分裂找到一条自我疗救的道路。这种精神自我和解的道路被理解为“合理性的”与“现实性的”之间的辩证运动，因而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在实现自身过程中的异化，以及对异化的克服都被理解为“自由”作为理念或最终目的如何在世界中实现的问题。康德所追问的“至善天福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得到了黑格尔的肯定，因为，“真正的善”即“普遍神圣的理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理念，而是有能力实现它自己的原则，此“善”或“理性”在它的具体形式里就是上帝；所以，世界历史就是上帝计划的实现。[3](P38-51)基督教的神圣救赎观被黑格尔转化为充满必然性的世俗历史观。世界历史被理解为“自由意识中的进步”，每个人成为自己的主人的“理想”只能通过在历史中主体间的“相互承认”的斗争来推进，并“成长为一个世界”。⑤黑格尔用“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来勾画“普遍精神”即“世界精神”的发展。新时代是“绝对精神”经自然界、人类历史到人本身的最后阶段，是绝对精神认识其自身的阶段。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理性还不是真正的理性，而只是一种知性，“我们的时代”才是理性发展的最后阶段。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