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历史，30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成为了回忆。但是，这场在30年前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影响了20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一生，而且冲击了这2000多万知青的父母、家庭、学校以及周围的社会。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像一道狂飙，在中国历史的平面上轧出了深深的轨迹，永远不可磨灭。这道轨迹，蕴涵着多少辛酸、多少血泪，又留下了多少经验和教训啊！ 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渊源 作为一场震撼中华大地的大规模青年运动，上山下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的。 从50年代开始，我国就出现了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生志愿去山区、农村、边疆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举动。例如，1955年8月9日，北京郊区五名青年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向北京团市委提出要求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北京团市委批准了他们的请求，组织了一支60人的垦荒队。当时，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团中央书记处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勇往直前、战胜困难。同时又指出，组织大量的高小、初中毕业生到边疆去的条件还不具备，他们大多数家庭在农村，应在自己家乡为社会主义出力。1956年1月21日，团中央派专人到浙江温州，向在大陈岛开荒的200名青年组成的志愿垦荒队赠送了题有“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锦旗，并宣读了团中央的祝贺信。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这里，把城市中小学毕业生称为知识青年，把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行为归纳为“下乡上山”。这是党和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知青上山下乡并不是人为强制而行的，它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因素相联系的。 50年代中期，国家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有一定的困难，而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却是巨大的，全国合作化光会计一项，就需要几百万人，因此毛泽东在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发出号召：“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明确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60年代，单一的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另外由于长期忽视计划生育，使我国人口呈几何比例上升，城市人口积压，就业的问题更是积重难返。同时，60年代我国又连续出现灾荒年，我国经济进入了空前的困难时期，再加上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的援建项目陆续下马，必然决定要大量裁减职工。苏联又催还贷款，致使我国经济出现低谷。面对如此的内忧外患，党中央针对具体国情，为了解决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了缓解城市的压力，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长期工作被确定下来，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这一作法逐渐成为调节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 所以，知青上山下乡是我国单一呆板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如果不理顺经济关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允许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营与全民所有制同时并存、广开就业之门，即使不发生“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的作法仍然要产生。 总的说来，1955年—1966年这段时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做得还是比较稳妥的。党中央是在结合国情探索一条就业门路，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从1962年秋到1966年夏，4年共计下去知青129万，它适应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要求，减少了城镇人口，支援了农业生产和边疆建设。在这些知青中，有一些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立志从事农村和边疆建设的青年。他们在知识青年建设农村和边疆的事业中，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是有志青年学习的榜样，比如全国闻名的回乡知青徐建春、吕根泽，城市下乡知青王培珍、邢燕子，还有在改造低产田等方面作出显著贡献的江西知青宋喜明、“自己找艰苦的路走”的天津知青赵耘，放弃留京、主动下乡的北京知青侯隽等，他们闯过了思想关、家庭关、劳动关、艰苦生活关和社会舆论关，成为知青参加农业劳动的开路先锋，作出了贡献、锻炼了自己。 “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红卫兵运动 1966年3月底，毛泽东与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说：“我向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应运而生，红卫兵就是这些孙悟空，他们在接踵而来的“文革”中大闹中国，直至天翻地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并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出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