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6日上午， 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楼东大厅内布置着中苏两国国旗，沙发间的茶几上摆放着一束束鲜花。100 多位中外记者翘首以盼，等待采访一次非同寻常的高级首脑会晤。这一引起世界性广泛关注的重大新闻，就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见。 上午10时零5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出现在东大厅门口。 邓小平身着整洁、朴素的深灰色中山装，迈着稳健的步子，微笑着走上前去握住戈尔巴乔夫的手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点着头。细心的记者注意到，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双手相握长达1分零30 秒。稍停片刻，邓小平又扬手指指正在手忙脚乱揿动快门的记者们，说：“趁他们还没离开，我们也宣布两党的关系实现正常化。”两位领导人再次握手。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两次长时间握手的场面被中外记者纷纷抢拍下来，消息报道和新闻评论的文字与图像通过各种现代化的传媒以最快速度发往世界各地。人们只注意到眼前这精彩的一幕，可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一次被推迟了3年的中苏高级会晤，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双方进行了7年多的不懈努力。 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 70年代末，中苏关系仍处于冰封雪盖之中。然而此时，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另一些冻结年头更长的关系却正在悄悄地化解……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号角。在这次意义深远的中央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以其快捷、果断的作风办完了两桩举世瞩目的大事。一件是1978年10月，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访日的国家领导人，踏上日本国土，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友好访问，并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的仪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正式生效，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此次出访，在日本列岛刮起一股强劲的“邓小平旋风”。事隔不久，12月16日，美国总统卡特有效地瞒过触角灵敏的西方媒体，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通过美国三大电视公司的电视网宣布了另一条更具轰动效应的国际新闻：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同一时间，中国政府也向全国播发了《中美建交公报》。1979年1月， 邓小平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访美的国家领导人飞往大洋彼岸，对美国进行首次正式友好访问，至此，世界上具有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和具有最先进科学技术的美国之间，30年没有外交关系的时代结束了。 中日、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对世界产生的冲击波是强烈的，苏联不得不在震惊之余面对这一现实，并进一步思考自己的对策。 1982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一次讲演中，放出一个试探气球，他一面依旧攻击中国的政策，另一面却又谈到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一信息，立即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后，为了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心存四大愿望，一是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二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三是解决香港回归问题；四是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这四桩大事中，就其积累问题之多、牵涉面之广、历史根源之深而言，当首推处理中苏关系。 中国和苏联原是具有传统友谊和同盟关系的国家。50年代初，苏联曾给予新中国很多经济和科技方面的援助，在156 项大中型工业项目中，凝结着两国人民的真诚友谊。然而苏共领导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两党关系中愈演愈烈的老子党作风，导致了潜在的裂痕。1957年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他当着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苏斯洛夫等人的面，毫不客气地批评这种作风：“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毛泽东说此话时，邓小平在座。50年代末，赫鲁晓夫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曾试图把中国也纳入这一战略的轨道。1958年4月， 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在中国由中苏合资共建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全部价值1亿卢布，苏联出资70%， 条件是苏方对电台拥有一半所有权。此举引起的争执尚未了，苏联又提出利用中国良好的海港条件共建海军潜艇舰队，苏方提供技术与装备，条件仍是苏方拥有一半所有权。毛泽东等断然拒绝了这两项有损中国主权的建议，他坚决地对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连半个小指头条件也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邓小平同样在座。 中国共产党人的抵制，使赫鲁晓夫耿耿于怀。为了向中国施加压力，1960年7月，苏方将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 突然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00 多个专家合同， 废除了200多个科技合作项目。这一举动，不仅给中国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也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苏关系恶化了。1960年9月， 邓小平受党中央委派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会谈，他义正辞严地批评苏共领导的背信弃义，直告赫鲁晓夫：“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