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评价学术研究某种现状，历来为整个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其意义在于肯定成绩，指陈不足，明确前进方向。抗日战争研究近些年出版了大批专著，也出版了大批资料书。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多处交流、讨论，各有创获。倘若有人下工夫加以批评，就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对于推进往后的研究，定有助益。我看的东西很少，不足以切实参加这项工作，但也觉得有些话可说。一家之言，当否实未可必。 逐一开列成绩账单，繁琐且难准确。概略言之，头一项，学术界在抗日战争性质的研究上打开了新的局面。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个性质在全中国人中间从来没有什么不明确、不一致的看法。中国人看法一致，不见得外国人也就看法一致。经过大家的研究与国际交流，中日两国学者首先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中日学者对谈录》一书，记载了双方讨论这个问题取得的共同成果。它在认识抗日战争的性质上是有代表性的。中日学者的共同认识足以充分反映国际学术界的认识。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的研究上也有进展。以前中国学术界本身对这方面的研究重视不足，西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论著，对中国的抗日或者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着意贬低。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东方的主战场。有这个战场才有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现在情形有了改变。国共关系、两个战场，是大家研究的重中之重。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出版的共产党的文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年谱、传记等，对这方面的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台湾出版的抗日战史、有关传记、日记等有同样意义。国共关系、两个战场，以前隐而不彰或只呈大体轮廓的地方，现在明朗多了，确切多了，以前只看见局部的，现在比较能够看到全局了。抗战时的国际关系研究也使人增加了这方面的了解，中国抗战靠自己掌握前途命运，也与国际大格局联系在一起。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由以前的分散变为比较集中有系统了。所有这些成绩、进步，对于我们今天认识那段历史特有的重要地位，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抗日战争特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在什么地方？我们多次说过，那就是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经过百年衰败以后走上了复兴的道路，转折点就来自抗日战争。新中国最初若干年，国家生活处在各种社会改造中。然后又有“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进入了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提高，表现出中国是在复兴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研究抗日战争，很容易看出这个复兴的历史转折并非来自别的地方，正是来自抗日战争。研究那段历史最突出的意义，就在这里。 历史事实并不处处都是黑白分明的，人们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抗日战争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仍不可低估。某些基本数字至今尚付阙如，直接影响叙述的准确性，某些史料真伪杂陈，虚实同在，研究者据以撰文发议论，往往有之。有的人物评论中，看重人物的自我表白，胜过看重客观事实。有的史实评述中，看重局部多，看重全局少。顾虑把共产党的地位、作用降低了的，有之；顾虑把国民党的地位、作用降低了的，同样有之。政治思想认识和对历史的认识，这里显然还夹杂在一起。问题争论、讨论中不乏停留在表层上的，没有解决的远远多于解决了的问题。1991年抗日战争研究会成立时，胡乔木说，大家的研究很有成绩，但“对这段历史的的认识还有许多不深刻的地方”。乔木的话语重心长，今天仍然适合。 抗日战争的历史和整部中国历史一样必须成为科学的客观研究的对象。我们必须把抗日战争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提高它的科学性。何谓科学性，不知有谁下过定义。对于叙述历史，我们主张客观的历史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历史也必须是怎么样。话虽如此，甲认为的“怎么样”和乙认为的“怎么样”往往大相径庭，以至针锋相对。在看待社会历史的许多重大问题上，要找出不同阶级、人群共同的“客观公正”，无异缘木求鱼。然而这丝毫也不意味历史客观事实可以依照人们的主观愿望随时改变，更不意味着抗日战争的研究就无法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了。世界一切事物、连同动辄以光年计算的遥远天体，没有不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去了解的。现在还不了解的事物，不能排除将来可以了解。抗日战争的基本性质、面貌，事实昭然。如何增强这个领域研究的科学性，此无它，和研究历史的其他领域一样，照唯物论思考问题。 二 照唯物论思考，大学都知道，一切要根据事实讲话，一切要具体分析。抗日战争中的矛盾太复杂了，比想象的远为复杂。具体分析，嘴说容易动手难。而且“异化”那种东西确实存在。人制造出偶象、精神力量，反过来又让它们来统治自己。从社会物质生活矛盾出发，减少精神束缚，人对事物的认识可以易于接近实际。试举几个事例，稍加讨论。 蒋介石何以转变抗日的问题 蒋介石从坚决拒绝抗日转到抗日立场上来，原因是什么？一种论点认为，蒋的转变不在“外因”，即不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潮流、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推动，而在“内因”，即在蒋所受中国传统文化薰陶、民族主义思想、个性和权力欲望等。也就是说，蒋由坚决反对抗日转变到抗日，他的思想意志是最后起作用的。而且这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更深刻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