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市历史学会和国家教委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在京召开了“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哲学研究所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中央党校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针对目前近现代史、特别是五四运动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 一、五四运动与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 与会学者认为，近几年来否定五四运动的声音有日益高涨之势，有人指责五四运动是“激进主义”的产物，是“全盘反传统”，导致了文化传统的断层和中国社会的长期动荡。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曲解和偏见。 与会学者认真分析五四前后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国际环境等各方面的历史情况，认为毛泽东同志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是正确的，五四运动既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又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我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和前景，是我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和新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地位不容质疑和否定。 与会学者指出，否定五四运动的声音与近年学术界出现的一股否定革命，肯定改良的思潮密切相关。与会者认为，那种鼓吹要“告别革命”，而把改良绝对化、神圣化的“改良崇拜”本身就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把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极度简单化，因此是反历史、反科学的。因为历史上的一切革命都是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的产物。从根本上讲，近现代中国的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派逼出来的。不革命，中国就不可能争取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民也不可能繁荣富强，近代各种改良活动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许多革命者正是在实践中认清了这一点才改变了早期抱有的改良救国的思想，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革命所付出的代价，正是为了换取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在近代中国，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不革命、不推翻反对的旧制度，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要付出更大的牺牲，忍受更大的痛苦。所以，如何评价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历史上的革命，是一个原则问题。它不仅涉及以往中国人民100 多年革命斗争的历史，而且关系近现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对革命本身的否定，势必导致对革命成果——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否定。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 近几年，有人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激进主义”的“全盘性反传统”，造成了文化传统的断层，破坏了中国文化绵延不衰的命脉。更有人指责五四运动后输入的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异族文化”，它“既不能安立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又不能表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提出“儒学应当取代马列主义”，成为“代表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命的正统思想”。 与会学者认为，上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非难和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是少数几个“激进主义”者鼓吹、煽动起来的。反对尊孔复古，复辟帝制，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批判封建纲常名教，提倡白话文、新教育、新文学等，并不是新文化运动时才提出的，而是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中国人在探索创造中国新思想文化的历程中曾不断提出的，是对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反对封建思想文化这一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则使新文化运动具有了新的内容和特点，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全盘性反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反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儒学，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编入宪法，猛烈批判封建纲常名教与专制主义制度，但并不否定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不排斥吸收和挖掘传统文化中非儒家学派的有益成份，如墨学在当时就受到推崇而得以复兴。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革新，具有顺应和推动时代和文化发展的进步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五四的反传统蕴含着对传统文化重新整合的意义，是一场吸收外来文明的优秀成果，对传统文化加以解析和重铸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学者指出，新文化运动找到了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的途径，在许多领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如为广大群众所乐于接受的白话新国语的形成；新教育、新文学的诞生；新学术范式的建立；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的大力提倡；主张女子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主、重视家庭教育等关系到国家民族长远利益诸多方面的进步，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 在如何看待五四运动后输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关系问题上，有学者指出，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向往社会主义并非是崇拜“外来的异族文化”，而是为了拯救祖国的危亡。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大地，是因为它为中国人民所需要，它的输入使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思想、道德因充实新的时代内容而得到升华，中国人民正是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后才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三、五四运动中的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问题 近年有种观点认为：近代史上的历次政治救亡斗争在初期都伴有思想启蒙，二者相互促进，但后来的发展却总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五四运动就是这样。 对于上述把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与会学者通过较深入的分析进行了驳斥。有的学者认为：判断是否存在思想启蒙不能仅以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为唯一标准。笼统地说救亡压倒启蒙是不符合实际的。有学者认为，共产党在领导革命过程中，对宇宙观、人生观、个人理想等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对文学问题、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等的研究和解决深度都超过了资产阶级启蒙学者。近年某些人以五四运动后集体主义压倒个人主义为由，论证五四运动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呼吁要进行以“西方的个人主义”为主题的思想启蒙补课，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今天的中国已不是1916年的中国。如果说在1916年倡导西方的个人主义还有其积极意义，那么在中国早已进入社会主义的今天，倡导个人主义则是不合时宜的。而且，从近代历史的发展来看，五四先进分子追求人的解放是要为新国家、新社会、新政治奠定坚实的基础。他们将个性的解放与整个民族的觉醒和富强融为一体，倡导通过个性的解放来唤起民众的觉醒，推动社会的进步，同时又使个性在社会的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得以独立和张扬，这恰好是继承了近代思想家们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以国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个性解放来为国为民分担历史责任的光荣传统。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使觉醒的中国人民看到了近代以来的先驱者不断探索、追求的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国家统一富强的目标行将实现的前景，这实际上是从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视角进行的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