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即出国， 直到抗战胜利后的次年1946年才回国。一般人对他在抗战时期的活动了解不多，加之50年代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胡适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拼命反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1〕，“积极主张对日抗降”〔2〕的反动人物，致使人们忽视了胡适对中国抗战的特殊贡献。本文拟就一代学者胡适在抗战时期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感的外交思想及其活动予以论述。 一、“大战前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外交策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随后就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并企图将战火引向我华北地区。胡适非常关注这场严重的民族危机，1932年他集聚一些朋友创办了《独立评论》，并在该刊第5号发表了《论对日外交的方针》一文， 指责国民党政府不抓紧国联十二届大会召开之机来做外交上的奋斗，批评政府无人敢负外交的责任，事事推诿，日日拖延，就把整个东北三省送到日本人手里。他提出在“国联”或友邦的斡旋下进行两国全权代表的交涉，取消伪满洲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等九项建议作为解决中日关系问题的补救办法，这些意见反映了胡适避战求和的外交思想及心理状态。他的基本态度为力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日战争问题，一方面设法避开战争，不使国家蒙受更大损失，另一方面满足敌人的部分要求，搞折衷调合。 1935年胡适以一定代价求得和平的外交思想更加明确而具体。他在给罗隆基的信中提出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一切悬案，原则为求得10年的和平，方法为有代价的让步，并称公开交涉的目的在于谋得一个喘息的时间。委曲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辱而不得全，不能得10年的和平，则终不免一战。在当时形势下，他认为可以承认伪满洲国，条件有三：（1）热河归还，长城归我防守；（2）《华北停战协定》完全取消；（3）日本自动放弃《辛丑条约》等〔3〕。这就是胡适当时对日外交的主张。此外，他又写信给王世杰表示对《何梅协定》不满意，认为这是“无代价的退让”，若如此下去，岂不要把察哈尔、河北、平、津全然无代价的断送了！因此，他建议国民党当局在考虑和处理这个问题时，必须从当前和将来世界局势两种可能出现的势态来制定国策，指出：（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为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因此我们的政策，眼光可以望着将来，而手腕不能不顾到现在。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突然爆发，胡适仍劝蒋介石不要轻易开战，不要同日断绝外交关系，仍希望再“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可见，胡适这一时期解决中日问题的基本思想是尽力“避战求和”，走“外交路线”，“准备好了再打”。胡适的这种思想，显然受到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也不免带有书生气，无庸置疑具有消极的成分，这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批评。但是，胡适主张走外交路线，并非对日妥协投降，并非卖国求荣，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大汉奸的卖国行径显然有很大的本质区别。从根本上说他是爱国的，是一直主张抗日的。“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就明确表示，“日本人真要动手打，我们只有同它打，拼倒底”〔4〕1935 年日本利用汉奸搞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还想进一步搞所谓“华北自治”，当时国民党政府在敌人的软硬兼施之下屈服了。胡适与蒋梦麟等20余人发表宣言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国的阴谋，要求政府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胡适已认识到：“屈辱是永无止境的，求全是决不可能的。”“七七”事变后，尽管他希望再“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但他清醒的看到中日终会“陷入不可避免的大战争”。正因胡适始终主张抗日，反对卖国投降，把走外交路线当作一种策略，所以，一旦“大战前的最大的和平努力”失败，他就毅然投身于抗日的外交事务里。 二、为国难出使西方，开展国民外交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胡适抛弃了“和平的梦想”，主张坚决抗日。那时，蒋介石想利用胡适在国际上的声望，委派他去欧美做抗战宣传，他表示在国难当头之时不愿离开南京，愿与南京共存亡。但胡适最终“为了抗日”答应了蒋的委派，以北大文学院长的身份赴欧美各国开展国民外交，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及阴谋，宣传中国团结抗战的决心，并争取各国政府与民众的同情与支持。 1937年9月26日，胡适与钱端升、吴忠绂教授一行到达旧金山。 当天下午胡适应华侨邀请在中华剧院作了题为“中国能战吗？”的演讲，他以“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来勉励华侨，并表示了国内民众团结抗日之决心和争取胜利之信心。在回答美国合众社记者提问时说：此次中日战争，已暴露日方兵力上之弱点，日本侵略者并不可怕，最终会失败。10月1 日又应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邀请，以“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为题发表演说。这次演说中，他首先就美国对中国抗战表示同情又不愿卷入战争的中立态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由于美国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而抱有的想法，于情于理都是应该的。但是胡适提出警告说，仅靠这种消极的绥靖主义是不能避免战祸的。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说，那时美国虽同情英国，但绝不愿卷入战争，可是后来形势转变，迫使美国不得不加入战争。胡适指出，历史雄辩地说明：战争是不以人们的和平意愿为转移的。还预言说：“将来这种事将会变为无限制的空军战争把贵国拉入这次战争之中，……那时候你们爱好和平的国家会突然感到自己陷于一种战争的心理状态和一种战争的情况之中。那时候列位会发现在热切努力以求在第二次大战中再一次地以战争来努力以求使贵国不卷入战争之中的绥靖主义机构可能会同样热切制止战争。”胡适着重指出“这个就是我要提出的见解”。这种只有用战争来消灭战争的断言和分析是客观而深刻的，无疑对美国社会当时所弥漫的孤立主义幻想和中立情绪是一种警告，对美国所奉行的绥靖主义外交政策是一种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