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前文《陈独秀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异同》〔1〕的续篇。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是“戊戌”和“五四”两大思想启蒙运动的核心。梁启超和陈独秀则分别是这两个时期思想上的代言人。本文试图以两位思想先驱启蒙最为热烈、思想极为活跃的两个思想至高点作的时限，论述和比较梁、陈文化思想的异同得失。 一 就文化思想和社会活动而言，梁、陈两人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一个时代中两个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梁氏生长在中国近代最早沐浴欧风美雨的广东沿海，陈氏则生长相对比较僻远的内陆省份安徽安庆，他们的生活背景和学术经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梁氏不仅是陈氏的政治启蒙老师，也是文化思想启蒙的前辈。陈独秀投身文化运动，也是直接受到梁启超的思想引导和行为启发的。实际上，中国“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2〕，陈独秀自然亦在其列。1916年， 陈独秀回忆和评论道： “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皆以为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3〕。事实上，戊戌以后， 梁氏“且教且学，贡献于国人者不少”〔4〕， 即便是陈氏与梁政治分途和文化分野以后，陈在驳斥梁的政治主张之时，仍然肯定梁氏早年的功绩，称梁氏为中国“新知识的先觉者”〔5 〕。且一直尊称之为“先生”或“任公”。寻根究源，陈氏政治、文化思想的很多方面都源自梁氏，但陈氏无不给予其大力的拓展和突破。 二 陈独秀对梁启起的文化承接和思想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诸项： 首先，“民权”与“人权”，“新民”和“新青年”。“民权”和“人权”分别是“戊戌”和“五四”两个时期的启蒙利器，也是梁陈二人探索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革的突破口。“戊戌”时期，梁氏十分醉心于民权革命说，“日夕以此相鼓吹”〔6〕。 在君主专制数千年沿袭未变的中国，此论一出，“遂风靡海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7 〕，具有石破天惊的思想震撼效应。陈独秀更是民主的坚定捍卫者，但他用“人权”来理解民主，表示：若为拥护人权，“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8〕。梁氏为倡导“民权”，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十数年后始得返国；陈氏为倡导“人权”，五四运动中身陷囹圄，五次被捕仍无悔意。可见，在文化思想的坚定性方面，陈梁如出一辙，并无二致。 然而，作为梁氏民权学说的承接者，陈氏的人权学说无论是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力度上，都大大超出了梁氏的民权学说。 其一，从内涵上看，梁氏民权说包括“除心奴”、“开民智”、“新民德”等文化内涵，但只揭示了民主的一般性含义。梁氏主张以民政代替君政，实行君民共主，“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9〕， 这种君民折衷的民主决不是彻底的民主；梁氏倡导民权，却害怕触忤君权、官权，他说，“权者生于智者”认为“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窃以为此三者，乃一切根本”，而“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10〕。后来，梁启超又提出，今日救中国之希望，实在于“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11〕。可见，梁氏的民权学说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和狭隘性。陈独秀则独树一帜地以“人权”相号召，并赋予以崭新的解释，拓宽了民主的含义。他将崇尚人权的新道德与三纲为中心的旧道德置于完全对立的地位，突出了个人的自由权利，呼唤国民完善“独立自主之人格”〔12〕，其意在于重建一种新的人生哲学、树立“平等人权之新信仰”〔17〕。可见，陈氏的人权学说大大突破了狭义民主的范畴，而具有全方位反专制主义色彩，远比梁氏的民权学说彻底而深刻。 其二，就参照系而言，梁氏的民权学说是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出现的，它侧重于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师法近代的日本和英国的政治体制，实行君民共主、君主立宪，以后又转为“开明专制”、“虚君共和”，这只是一种间接的浅层次的资产阶级民主，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for people”，而不是“by people”。 这暴露出梁氏民权学说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的肤浅和脆弱。陈独秀推崇和向往的是十八世纪的“法兰西文明”。认为它是所有资本主义文明中最为彻底而且最为灿烂的文明〔14〕。并且指出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的彻底斗争精神和“唯民主义”的人权原则，堪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因为中国正处于专制时代，民众仍处于“散沙时代”，国民因循保守，苟图安逸，缺乏彻底的牺牲精神〔15〕。法国大革命所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和“思想自由”的民主政治，是君主立宪的日本和君主专制的中国所无法比拟的。确实，法国的“人权”理论最完善最彻底。恩格斯指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16〕。马克思也特别偏好研究法国的历史和细节。可见，陈独秀把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视角移向法国，显然要比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其他启蒙思想家高出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