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36年红军东征的目的，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自述》曾有过明确的论述，就是“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可是，在后来有关论著中，则认为红军东征的目的，是“试图经过山西开赴河北、绥远，直接对日作战，扩大抗日武装，开创抗日根据地，以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1〕，“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准备开赴华北直接对日作战”〔2〕等等。这些说法的意思都很清楚， 那就是红军东征的目的是为了“直接对日作战”，对山西只是一个“经过”、“进入”，并不打算在山西有什么作为。这样一来，不仅没能更清楚地讲明红军东征的目的，反而把本来已经讲清楚的问题搞得有些含糊不清了。 一、开辟新根据地，是红军东征直接的主要的目的 红军东征发生于1936年2至5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性上来看，还处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的中国社会，虽然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尤其是1935年的“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但这个矛盾尚未演变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性质，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工农红军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斗争。斗争的主要手段，就是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仍处于“非法”地位，工农红军在被“围剿”的情况下，如何保卫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并通过武装斗争进而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以求得自己的立足和生存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尽管由于民族危机日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队伍主观上也是主张坚决抗日，并想及早奔赴抗日前线，但如若不先解决好上述首要问题，那么这一良好愿望就很难实现，即使是真的能够实现对日直接作战，也需要先建立自己巩固的根据地。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自1935年10月始，继建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内蒙自治政府”后，又得陇望蜀，企图制造另一个“满洲国”，即策划建立包括“冀、鲁、晋，察、绥在内的“华北五省联合自治政府”，进而一举吞并华北。这一“华北事变”的发生，毕竟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日寇的这一侵略行经，不能不引起中国社会的极大震动，面对这一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不但广大工人、农民普遍地坚决要求抗日，就连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相当一大部分人士，也进一步改变了政治态度，认为挽救危亡的“唯一出路是全国一致对外”。甚至大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开明人士，对于蒋介石对日寇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也表示了强烈不满。这一政治形势上的新变化，显然对于动员并团结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共同抗日是颇为有利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还在长征途中的共产党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其中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同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不久，党中央又相继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抗日救国宣言》，一再重申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紧接着，党中央在陕北瓦窖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及与此相应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它不但在政治上对于当前国内外的形势、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党的政策作了完整的分析和决定，而且在军事上确立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这三项方针。为此，《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就明确规定，为着坚决而有力地执行上述三项方针，“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的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3〕 从中央在军事上的这个行动部署与步骤上来看，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完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定立场。然而，在当时陕北根据地尚被敌人重重包围，处于严重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巩固现有的根据地，并抓住时机扩大新的根据地，发展和壮大红军队伍，从而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积累和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那么，抗日的主张不仅难以实现，而且甚至连红军的能否生存也将成问题。因此，中央又强调要把“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与这个中心任务“密切的联系起来”。而中央对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主要方向的具体步骤，正是为巩固与扩大现有苏区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毛泽东主席于1936年大约1月中旬作出的“东渡黄河。 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的决定，正是为把这一具体步骤付诸现实。党中央的这个战略意图十分清楚，这就是为了打通前方，必须巩固后方，站稳脚根，要想消灭敌人，先要保存自己，壮大自己。因此，说红军东征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开辟新根据地”，是符合实际的。那种认为红军东征只是“经过”或“进入”一下山西，避而不谈东征红军在山西要干什么的说法，显然是忽视了党中央的这一战略意图。并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所以，实际上表述红军东征的目的是含糊不清的。 党中央对红军东征目的的确定，是其对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现实和中国革命出路与前途全面而深刻分析的结果。是为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结合起来，并进而实现由前者向后者转变的积极努力。它不仅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特点，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而且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挽救危亡、坚决抗日的正确决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更加成熟老练。 二、开辟山西根据地成为红军东征目的依据 党中央所以要把“东渡黄河，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作为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是纵览全局，对各方面情况慎密考察、深思熟虑的结果。从其最终意图看，当然是想要“打通”山西这条抗日路线，从而经过山西，奔赴前方，直接对日作战的。而在客观上，有两个主要因素，也决定了这一意图。其一，就是当时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处境已十分艰难险恶，必须打破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其二，就是山西在政治军事的战略地位上异常重要及其自然条件和经济上的较为优越，可以为发展红军、扩大苏区提供一定的有利条件。 1935年10月19日，经过二万五千里艰苦跋涉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并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后，虽然通过直罗镇战役，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红军立足陕北奠定了基础，可是，蒋介石并不甘心，依然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继续调集重兵，加紧对红军的军事“围剿”，必须置红军于死地而后快。敌人的巨大军事压力，无疑对尚未恢复元气的红军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如何在军事上变被动为主动，争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就成了红军所面临的紧迫任务。而要想完成这个任务，首先必须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为战争的进行，在物资供应上得到一定的保障。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如人愿。当时的陕北根据地自然条件极差，经济十分落后，正如彭德怀、聂荣臻等人所说的：“陕北是小红军的好根据地，大红军的落脚点，但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东侧黄河，北靠沙漠，四面荒凉，人烟稀少，虽不易形成白军四面‘围剿’的局面， 而红军本身的发展也有困难”〔4〕“陕北根据地面积不算小，可是的确太‘穷’。人口有限，出产不丰。即使陕北群众都踊跃交公粮，能养活得起这么多部队吗？再说，我们也不能都蹲在陕北吃老本呀！得向外发展，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呀！要抗日，要革命，队伍总得有个前进阵地和供给粮草的后方呀！”〔5 〕显而易见，要有效地克服这些困难，使红军得以壮大，陕北根据地得以巩固，就必须另辟蹊径，向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