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实证主义史学观对党史学的困扰的分析，认为中共党史研究当前正处于某种困境。要摆脱这种困境，重新走向复兴，关键在于克服实证主义史学束缚，更新观念，变革研究方法，提高研究者的素质。 关键词 历史学，中共党史，实证主义 中共党史学同中国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摧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曾经繁荣过一段时间。但近几年来，却面临着难以解脱的困境，表现在：研究队伍不稳，后继乏人；研究领域狭窄，重复劳动过多；微观考据成果丰硕，宏观力作却明显不足；等等。 改变中共党史研究的落后状况，这是党史学界的共同愿望，但对困扰中国党史研究的因素究竟来自何处，看法则不尽相同。笔者以为，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观是使中共党史研究陷于困境的主要根源。中共党史学的振兴，有赖于史学观念的变革和更新。没有这种努力，要使中共党史研究的面貌来一个根本改观将是一句空话。 19世纪风行一时的实证主义史学，对西方历史科学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使历史学从哲学的婢女成长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其杰出代表人物兰克因此而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但进入20世纪以后，实证主义史学开始落伍，其缺陷逐渐显露，并成为历史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从而遭到分析历史哲学学派和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的批判与清算。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与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实证主义史学陈旧樊篱的冲破。 中共党史学的情况则不同。1924年，陈公博发表了第一篇研究中共党史的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1926年，蔡和森在苏联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报告，由此揭开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序幕。从那以后，经过50年代中共党史学科体系的确立，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史学的复兴，几十年来，不论党史工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中共党史研究始终未能摆脱实证主义历史观的影响。所谓中共党史学“复兴”，其意义也仅限于拨乱反正，澄清史实，从史学观上讲并未发生质的飞跃，仍未脱离实证主义史学的窠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片面强调中共党史学科的独立性，忽视中共党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有机联系。 中共党史的学科性质历来是人们关心、争论却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人主张中共党史属历史学科，有人则视之为政治理论学科。在争论的背后，他们都格外强调中共党史作为独立学科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这在党史学地位有所下降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重视学科的独立性，对于中共党史这门新兴学科体系的建立及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过于强烈的学科独立意识，使党史工作者重蹈19世纪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覆辙，即只关心本学科的发展，缺少对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的重视和借鉴，有意无意地关闭了同其他学科合作的大门，无形中造成了中共党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及学科的严重脱节，使党史学成了一个封闭型的学科体系。这种学科相互渗透上的障碍使得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等新兴学科的研究成果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得不到应有的反映，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等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更与中共党中研究无缘。 当今社会科学的发展日趋综合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与交融日益增强，跨学科研究亦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几年以前，我国史学界已经有人清醒地意识到了中国史学面临的危机，尤其是一些从事近、现代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对于在史学研究中采用新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开始从事这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振兴中国历史科学的努力，在中共党史学界并未引起多大反响（也许同现有党史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和知识结构有关）。毋庸讳言，今后如果继续固守旧的观念，对新方法漠不关心，对新理论视而不见，势必阻塞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道路。 第二，过分倚重史料和具体史实的考据，缺少对历史现象及过程的宏观考察和思辩分析。 依赖“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来忠实地“再现全部历史真相”的原则，曾被19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家们奉作金科玉律。而在当代历史学家们看来，这种观念虽不无可取之处，却未免失之偏颇。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当年曾提出，写历史要有哲学家的眼光，要写出哲学的意味，给人以哲理上的教益。他的这一思想对以后西方历史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启迪作用。重视从宏观整体上考察和认识人类历史，已成为当代西方史学的基本特征与研究规范。西方史学家的这种历史观，与我们历来所强调的通过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给人以启示的治史精神，也是相吻合的。关键是如何做到这一点。 如果说中国史学界普遍存在重史料、轻史论，重微观、轻宏观的实证主义史学倾向的话，那么，中共党史研究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仔细翻阅一下《中国革命史研究荟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等书籍便不难发现，中共党史研究迄今仍停留在以微观研究为主的层次上。大量的党史论著多集中于对文献的注解，以及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过程性描述。对领袖人物的研究，也多偏重于一般政治评价，缺少从心理、性格乃至人格方面的深层探讨。有的人醉心于史料的介绍和考证，甚至试图凭借垄断和抛甩资料“取胜”。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和领域越来越窄，课题陈旧，重复论证，缺乏理论深度。尽管这两年我国党史学界在毛泽东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就整个党史学界来说，如何从宏观上把握近、现代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败得失，多层面、多角度地研究历史人物的思想与活动等，这方面的著述仍为数不多，与我们现有的庞大党史研究队伍很不相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