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2年与1943年之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出现重大变化。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政府和军部在严酷的战争形势面前，为了竭尽全力动员其本国及中国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决定重新审订其对华政策。 1942年9月1日，日本政府决定设置大东亚省，作为实行对华新政策的组织准备。长期以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进行掠夺和统治有许多分歧的地方：在机构上有外务省、拓务省、兴亚院的磨擦，对中国采取的‘分治政策’，使现地军人之间，傀儡政权之间纠葛颇深，而各大财阀又竞相渔利”[①a]。设置大东亚省正是为了调和日本各种势力在中国沦陷区的矛盾，弥补各傀儡政权间的裂痕，将治权归一，以利于对华新政策的出台和实施。11月1日，大东亚省成立，下设总务、满洲事务、中国事务、南方事务4局。同时，日本政府决定撤销原拓务省、兴亚院、兴亚院联络部、对满事务局，并将原外务省所属东亚局与南洋局、原拓务省所属拓南局与拓北局的业务，一并划归大东亚省主管。同日，日本政府任命曾任汪伪政府最高经济顾问的青木一男为首任大东亚相，奏响了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前奏曲。 11月8日，日本第81届帝国议会开幕。日本政府发表“转换”对华政策声明。随即，日本政府、军部、驻华各机关间，以及日本政府与汪伪政府间进行了一系列磋商。12月18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以《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为基础的具体策略”。21日，又由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策，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这是日本军部和垄断财阀相勾结的产物，是推行“对华新政策”的总纲领。 该文件规定了对华新政策的总方针：“帝国认为国民政府（汪伪政府）的参战是打开日本和中国的现状的一大转机，应根据日华合作的根本精神，专心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时，应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日的口实，和新生的中国一起真正为完成战争而迈进”；要求“对照世界战局的演变，在美、英方面的反攻到达最高潮之前”，“设法使对华的各种措施获得成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该文件确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在政治方面，以“加强国民政府（汪伪政府）的政治力量”为中心，规定“尽量避免干涉”汪伪政府，“极力促进它的自发活动”；“调整占领地区的地方特殊性”，加强汪伪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以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的精神为基础”，设法尽速撤销或调整“在中国的租界、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殊的各种形态”；促使汪伪政府“以坚定的决心和信念，在各方面讲求自强之道，广收人心”，“增进必要的生产，普及官民对战争目的的教育”，“加强维持治安”，“不遗余力地在战争方面与帝国合作”；根据汪伪政府充实加强及对日合作的情形，“及时考虑对《日华基本关系条约》及其附属协定加以必要的修改”等。在经济方面，以“增加获取战争必需的物资”为中心，规定“设法重点开发和取得占领地区内的重要物资，并积极取得重要的敌方物资”；“实行经济措施时，一面力戒日本方面的垄断，一面利用中国方面官民的责任心和创造精神，实现积极的对日合作”等[①b]。 日本对华新政策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的“基本国策”，只是在策略和手段上有所变化。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解释说：日本在新形势下采取的新策略是“举全大东亚之民族，以所有之资源，集中于贯彻圣战之一途”，为此，“依日华提携之根本精神，以加强国府（汪伪政府）之政治力，覆灭重庆抗日之根据地，及同盟统一后进中国，以期贯彻圣战”[②b]。显然，日本对华新政策的中心环节是强化汪伪政府，而以“尊重主权领土”、“经济合作”、“全面和平”等为招牌，从中国占领区掠取“所有之资源”，保证“大东亚圣战”的进行。日本对华新政策的提出，既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确定不变的国策”的狂妄和顽固，又暴露出它为了挽救危局而不得不强调依赖中国占领区的虚弱和没落。 二 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开场戏，是汪伪政府所谓的对美、英“宣战”。此举是由日汪共同密谋策划的，也是日本对华新政策下日汪关系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日、美开战后，汪伪政府曾发表声明，表示决心与日本“同甘共苦”，并在各种场合反复宣传。汪精卫撰文说明“同甘共苦”包含三个内容：第一是“确立治安”；第二是“加强军事力量”；第三是“增加生产，节约消费”，他认为这三点“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而又是我们现在所能做的”[①c]。当时汪伪政府尚没有涉及“参战”问题。 1942年夏，汪伪政府开始改变态度。7月，汪伪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访日，向日本政府表示愿意向英、美“宣战”，称汪伪政府“不仅和友邦同甘共苦”，而且要“共存共亡，同生同死”[②c]。9月，日本平沼骐一郎访问南京，汪精卫又亲自表示要求“参战”，但未为日方接受。 日本政府一度不让汪伪政府“参战”，主要原因是当时日本大本营曾下达过为攻略重庆的5号作战进行准备的命令，日本政府设想在实施5号作战以后的某个时机，诱迫重庆政府订立“和平条约”，因此不同意汪伪政府“参战”。但是，到了10月，随着太平洋战局日趋恶化，逼降蒋介石毫无希望，遂决定停止5号作战的准备，并于29日由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准许汪伪政府“参战”，时间待定。11月27日，进而决定将汪伪政府“参战”的时间定在次年1月中旬。 12月20日，根据日方安排，汪伪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汪精卫偕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萧叔萱等赴日，与东条英机等秘密磋商“参战”及实施对华新政策的有关问题。此次汪日密谋的主题是：“两国如何协力大东亚战争，如何使国民政府有效地发挥其意志和力量，分担完成战争责任等问题。”[③c]双方约定：汪伪政府“参战”日期为1943年1月15日。25日，汪精卫在东京发表《告日本国民》，表示“决与友邦日本同心协力，共安危，同生死”，使“大东亚战争”得到最后胜利[④c]，发出了即将“参战”的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