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发动和制造了中山舰反革命事件。史学界认为，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中共应该采取武力反击的对策。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蒋介石采取了退让政策，国民党左派缺乏有号召力的领袖，国民革命军各实力派人物对这一事件又采取观望、纵容或支持的态度，而共产党又没有实力，也没有时间去制裁蒋介石这一背叛行径。因此，武力反击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途径就是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采取积极退让的政策，这样，不但可以保存现有的力量，而且可以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认真吸取教训，大力发展工农革命武装，并争取机会建立自己的正规军队，果真如此则大革命的结果就可以大为改观。 关键词 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 国民党 中共 武力反击 积极退让 迄今为止，史学界认为，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中共应该采取武力反击的对策。笔者认为，如果把中山舰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中共用武力反击蒋介石的条件并不成熟，积极退让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一、武力反击 此路不通 （一） 中共对蒋介石认识上的偏差，使其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时不可能及时采取反击措施。 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前，中共一直把蒋介石的名字“写在左派的题名录上”[①]。把蒋介石认定为“左派”、“革命的小资产阶级”[②]，这并非我党哪几个人的看法，而是中共这个群体较为一致的认识。其实，当时的蒋介石顶多只能算是中派，他的骨子里是反俄仇共的。1924年3月14日，蒋介石私下写信给廖仲恺，在信中咒骂苏俄为“凯撒之帝国主义”，指责中共为“俄奴”[③]。自从黄埔军校开办以来，蒋就以其为阵地，极力培植和发展自己的私人势力，偏袒和支持右派，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他曾训诫军校的学生“不可拿三民主义以外的主义来破坏我们的信仰”，进行宣传“煽动”，否则，他就要“干涉”[④]。中共对蒋介石之所以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一是由于“那时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⑤]；二是他把反俄仇共的真面目掩盖起来了。对此，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作了这样的表白：“我在广州时，对共产党行动，时刻留心”，“我所抱打倒共产党的主张，在广州即欲实行，不是今日始有此决心。惟在广州苦于说不出口，又恐势力不敌，致国民党亡于我蒋某之手，故忍痛至今”[⑥]。 错误的认识必然导致错误的行动。大革命时，中共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的策略是：扩大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既然把蒋介石认定为左派，蒋介石当然是在中共的扩大之列。中山舰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一直全力支持和拥护蒋介石。“廖案”以后，中共鉴于蒋介石在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以及平定杨刘叛乱中的积极表现，决定采取拥蒋政策。陈独秀称赞“蒋介石先生首创了党军”[⑦]。在广州国民政府实行改组过程中，有的军队被改组，有的军队被整编，而罗亦农发表意见却说：“蒋介石的党军本由簇新的制度组织，无容改组。”[⑧]还有的中共党员“在党军、东征军、黄埔军校内有意无意之间就喊出蒋校长是孙总理的继承人的口号”[⑨]。在国民党“二大”上，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一跃当选为中央常委。选举的结果表明，蒋介石是得到了中共的全力支持的。1926年2月1日，他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已成为一个受中共充分信任而又炙手可热的人物。 对蒋介石认识上的错误、行动上的支持，导致中共对蒋介石制造反动的中山舰事件缺乏思想准备。中共广东区委是事变发生地的中共最高决策机关。由于“3·20”事件的发生完全出乎意料，区委领导对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手足无措。区委书记陈延年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上犹豫不决，“方针上掌握不太稳”[⑩]，只是把广东区委所在地——文德的文件运往他处，如何处理最后决定请示中央。中共领导人见到上海报纸上所披露的事变消息，先是感到莫名其妙，消息得到证实后，又感到这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①①]。3月底，布勃诺夫使团回国时路过上海，中共中央“才从他们那里得悉一些较为可靠的消息，但不知道详情”[①②]。迟至4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陈延年的详细报告，这时希望得到莫斯科的一些指导却又“渺无音讯”[①③]。可见从3月20日到4月中旬，中共中央对中山舰事件一直不明真相。既然不了解事情真相，当然不可能提出正确的处理意见。 反击时机，稍纵即逝。蒋介石在发动事变后的初期行为的确带有惶惶然的味道。阳翰笙回忆说，当时他代表入伍生部到黄埔开会，见蒋“形容憔悴，面色枯黄”，作报告讲到这一事件“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①④]时竟哭了起来。蒋介石精神状态如此，假使中共有能力制裁他，倒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蒋介石很快摆脱了这种精神困扰，开始施展了其诡谲的权术，一面自请从严处分，一面公开表示不反俄反共，一面打击国民党右派分子。中共一度被蒋介石的权术迷惑，把国民党右派当成是事变的主动者。3月29日，中共广东区委在《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信》里，一再指斥破坏联合战线的是帝国主义和那些已被开除出国民党的右派。陈独秀在听取了布勃诺夫的介绍后，也于4月30日在《向导》周报上撰文说，挑起这次事变的是“在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①⑤]。张国焘在回忆中山舰事件时指出了这种偏差：“这件事显系蒋介石的主动，但不少人有意无意的说成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非法异动。”[①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可能组织力量反击蒋介石。也正是由于中共存在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使蒋介石得以施展反革命的权术，赢得了时间，从容调整步伐，最终站稳了脚跟。 （二） 中共不能够在蒋介石发动武装政变时及时组织有力的武力反击，最主要的原因是本身的力量有限。 叶挺独立团是当时中共能唯一直接控制的正规武装力量，但在指挥上有时也受到国民党的羁绊。独立团是在征得孙中山和李济深的同意下建立的，名义上仍归第四军领导。叶挺是在其“中共党籍未为人觉察”的情况下出任独立团团长的。中山舰事件后，中共为了加强独立团的领导“曾秘调了40多名军人党员，去充任该团的下级干部”[①⑦]。这些充分说明中山舰事件以前，中共对独立团的领导不是很绝对的。更何况驻扎在肇庆的独立团只有2000多人，武器装配也很差，枪支是当时较差的粤造枪支，重机枪只有两挺，火力不是很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