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即将出版的薄一波同志的新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的第六章第三节。原标题为《到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介绍抗日战争后期作者到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参加华北工作座谈会、出席党的七大等重要活动的情况，其中不少内容鲜为人知。本刊征得作者同意，先予发表，以飨读者。标题是编者加的。 一、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 1943年8月1日，我收到太行分局转来的中央的电报：“党的七次大会决定在年底举行，并决定彭德怀、罗瑞卿、蔡树藩、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朱瑞、苏振华诸同志来延出席大会。……来延诸人交代职务后即行动身。近者九月内，远者十月内，到达延安参加预备会。”我交代工作后，于10月下旬动身，11月初到达延安。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我一直在基层工作，经历了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白区斗争、军队工作、狱中斗争、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做过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工作，到中央参加活动这还是第一次。对于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是心仪已久。所以这次到延安，自然是心情激荡，感慨万端。 到延安后我住在杨家岭，第二天毛主席就接我到枣园他的住处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谈话非常引人入胜，甚至他的话题已经开始了，我还没有感觉到，还以为是闲谈哩。他首先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薄一波同志……”又自言自语地反复说：“如履薄冰，如履薄冰！”这也许是他为了加强对我的姓氏的记忆。接着就讲了汉朝薄昭的故事。谈话自始至终都是漫谈式的，像似聊天，使我很快就摆脱了初次见面的拘束。他详细地讲了党内整风的情况。他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使党受到极大的损失，白区百分之百，苏区百分之九十。还讲了“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两者的关系。在听了我的汇报后，话题又转到白区工作、监狱斗争、在山西跟阎锡山搞上层统一战线上。毛主席对每一个问题，都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做了结论。 毛主席对我说：过去对你们的活动我们不怎么了解，你们在白区，我们在苏区，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你的名字还是听刘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说的。又问我：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得很好，你读过没有？接着说：他讲“修养”，我讲“整风”，意思是一样的。彭真同志作过一个关于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问题的报告，讲得也很好，是马列主义的。接着又说：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随后，毛主席问到我的经历。我说：我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入党时还不满十八岁，不懂什么。他说：我们的革命，开始就是一批普通的年轻人搞起来的嘛。我说：当时我对马列主义没有什么认识，就是凭一股热情，认定只有革命才有出路。那时，什么书都读，读什么书信仰什么书，《三民主义》读过，《胡适文存》、《独秀文存》、《陈独秀先生讲演录》读过，有关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书也读过一些，直到入了党，才对马克思主义有点认识，但很肤浅。毛主席笑着说：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也是什么都信过，小时候还同母亲一起到南岳去拜过佛，后来才信了马克思主义。 我向毛主席汇报我们同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派来主持顺直省委工作的陈原道等同志在北平监狱中长期争论的那些问题时，毛主席说：你们这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嘛！当谈到我们在狱中规定了日常生活斗争的方针，强调把身体搞好，学习马列主义，坚定信念，斗争到底时，他说：这样做是对的，你们把监狱变成了学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为党保存了一大批革命同志，这就是胜利。毛主席并问了同时出狱的还有哪些同志和他们的情况。我作了汇报后，他关切地说：你们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出来以后分派到各地方去，又回到五湖四海，填补了白区缺乏干部的空隙，做了不少工作，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谈话结束时，他要我开个和我一起经党营救出狱的同志的名单，我随后送给了他。 我还汇报了在山西搞特殊形式统一战线工作的详细情况。我说，我们跟阎锡山的合作，是在日寇进逼山西的紧急关头在抗日这个交叉点上的合作。我们时刻警惕着他的翻脸，并时刻以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作为我们工作的警戒。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我们早有准备，并不感到突然。毛主席说：对。最后的结束语是：“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的例证。” 这次同毛主席见面，谈了八个钟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的谈话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一句很普通的话，从他的口里说出来，被赋予新的涵义，使你顿时感到其中所包含的全部力量，并从中悟出哲理，同时也使你感到他的智慧的广袤和深邃。他有高度的概括能力，善于归纳问题。向他汇报工作，谈问题，他常常用几句话就对你所谈的问题作了结论，使你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获得教益。通过这次谈话，我深深感到毛泽东同志不愧为我们党的伟大领袖，不愧为杰出的革命战略家。他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集中全党的智慧，使之结晶、升华，形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和战略策略，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革命风格。 二、进中央党校学习 我们同路到延安的几位同志向中央办公厅报到后，我和罗瑞卿同志住在杨家岭，接着，陈光同志住进中央党校。由于七大推迟召开，我就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不久，我和罗瑞卿同志一起进了中央党校，在一部学习，同时担任第一支部干事。这时中央党校的“抢救运动”刚告一段落，正在纠正康生等人在“抢救运动”中所造成的极大错误。我看这不仅是“错误”！简直是对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老干部的迫害、摧残！说他们都是路经西安被国民党突击收买过的特务，是来自各省的“红旗党”（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党）。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地涌上心头，现在把它作为一个例子记录在这里。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