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陈独秀对中国民主革命前途的看法有过两次大的变化，使得他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也有着不同的思想内容与“领导”方向。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可分为三个认识阶段：“两种可能论”领导地位认识阶段；“二次革命论”领导地位认识阶段；“一气呵成论”领导地位认识阶段。 关键词 陈独秀 无产阶级领导地位 政治领导 组织领导 新型国家政权领导 长期以来，在史学界、理论界流行这样一种看法，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的领导思想都是右倾的，特别是在大革命的后期。对中共“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则给予了很高评价，似乎又和陈独秀无关。笔者认为，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1925年1月中共“四大”提出了著名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把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首先，这一思想的提出，和陈独秀并非毫无关系。1924年6月（中共“四大”召开前6个月），他在《国民党与劳动运动》一文中，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新的认识，他说：“我们固然不能武断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然而我们也的确知道他们的革命热总是间歇的，越是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是下层的劳动阶级越富于革命性。”[①]在这里，陈独秀已用“妥协性”来代替他原来在中共“三大”时对资产阶级“苟且偷生”的描述，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对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认识程度的一定提高，此后我们没有见到他再使用“苟且偷生”这种说法了。陈独秀的这种认识和变化，后来写进了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并成为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的一个重要依据。《议决案》中说：“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②]陈独秀是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又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总书记。大会的决议应能反映他的思想；而且，后来他对这一思想还进行了许多阐述。这表明陈独秀已由中共“二大”时的“帮助”地位思想和“三大”时的“引导”地位思想进一步发展到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了（关于“引导”地位思想，将另文讨论）。当然，在具体阐述这一思想时，还会有他自己的一些思想特点。 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从1925年1月中共“四大”时开始，一直持续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时为止，前后经过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其间，由于陈独秀对中国民主革命前途的看法有过两次大的变化，使得他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也有着不同的思想内容与领导“方向”，因此，我们又可将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分为三个认识阶段。 一、“两种可能论”领导地位思想认识阶段 在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地位”思想时，大会对这一革命的前途作了这样的分析：“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③]这实际上是说民主革命胜利后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是“接着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种是“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笔者曾将这种民主革命前途观称之为民主革命前途“不定论”[④]，也可称之为“两种可能论”。这等于是说，在无产阶级取得“领导地位”后，这一革命的前途仍然有出现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可能。如此看来，这岂不是一件怪事？这就需要对“领导地位”思想作一些具体的分析和考察了。 长期以来，史学界、理论界有不少论著、文章批评“四大”（或陈独秀），在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时，没有提出如何争取领导权，特别是争取政权和军权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上述民主革命前途“两种可能论”思想影响下，“四大”以及陈独秀都不可能提出政权和军权的问题。在“四大”看来，如果提出争取政权和军权，那就等于是说肯定要将这一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或直接就当成是社会主义革命了（因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和军权后不可能再交回给资产阶级，而只能是向着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与过渡）。这就不是“两种可能”论，而是“一种必然”论了。但“四大”对民主革命前途的认识，并不是这样。在“四大”的上述决议案中甚至还这样说：如果现在就断定“中国民族革命”成功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或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那都是一种“左倾的错误”[⑤]。这也就是说，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不可能在现在（或事先）就加以“断定”，而只能是在民主革命快要胜利了的时候才能见出分晓。这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民主革命前途“不定论”。因之，在这种前途观思想的支配下，“四大”和陈独秀都不可能提出争取政权和军权的问题，“领导地位”思想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内容与要求了。那么，这种“领导地位”思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呢？ 笔者认为，“四大”和陈独秀这时提出的“领导地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领导地位”思想。不错，“四大”曾提出掌握工农群众运动领导权，但它在这里是把这种“领导权”作为取得政治“领导地位”的一种手段或力量后盾来认识和看待的，并非是指“领导地位”本身而言。首先，请看“四大”《对于农民问题之议决案》中的一段话：“中国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民主革命成功及在民族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⑥]这里有两层意思，即：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既是“希望中国民主革命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又是无产阶级“取得领导地位”的一个必要条件。其次，取得工农群众运动领导权这种思想，并非自“四大”开始，而是在中共“二大”和“三大”时就有了，难道我们能说“二大”和“三大”就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了吗？再次，从提出取得这种“领导地位”的原因和目的来看，也不是指去取得政权和军权，而是指通过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作用，去克服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以保证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不致为资产阶级的中途“妥协”而夭折。这正如“四大”的决议案中所说的：“中国为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决死必争之市场，帝国主义者当中的竞争，固然有时给中国民族运动进展的机会，同时也正因为他们的竞争，使他们更要争相勾结中国富于妥协性的上层阶级，甚至愚弄上层阶级的民族革命派，做他们的工具，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这里的意思很清楚，无产阶级要去取得“领导地位”的原因与目的，就是为了去克服“富于妥协性的上层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以保证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由上述分析看出，“领导地位”思想并无、也不可能有取得国家政权和军权的思想内容、动机与要求，而只是一种政治“领导地位”思想，其基本内容和要求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去克服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以保证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在民主革命胜利时，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程度及那时社会的客观条件”，以及“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去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或是“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