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经受了三年困难之苦。造成困难的总体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人祸而言，又有内部与外部之分。外部是苏联背信弃义，撕合同、撤专家，欲置我于困境。内部乃指“五风”之害。“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之中以“共产风”和“浮夸风”所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探析“浮夸风”的成因、危害，从中吸取教训，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有裨益。 一 大跃进首先是从农业方面开始的，而农业方面的大跃进渗入了严重地“浮夸风”。这“浮夸风”与其他四风交织在一起，尤其伴随而来的“共产风”，互相作用，使“浮夸风”愈演愈烈，成为“七分人祸”之中的首祸。 1956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有些人为了赶时髦，就把自己制造的假高产典型叫做“放卫星”，以示自己是大跃进中的带头人。 他们是怎样“放卫星”的？湖北谷城，小麦亩产4350斤；河南商丘小麦亩产4412斤；河北安国，小麦亩产5103斤；河南西平小麦亩产7320斤；福建闽侯早稻亩产7250斤；湖北孝感，早稻亩产15000斤；湖北麻城，早稻亩产36900斤；安徽舒城，水稻亩产11471斤，繁昌水稻亩产43075斤；四川郫县早稻亩产824525斤；广西环江早稻亩产130434斤。除小麦、水稻的高产卫星外，还有番薯、玉米、高粱、谷子、芝麻、蚕豆、山药、水果、蔬菜等高产卫星。为了“放卫星”，有的公社，土地深挖一丈二尺，下籽1000斤，用狗肉汤肥田，用电灯照光，用鼓风机吹风。 由农业方面的“放卫星”发展到各条战线上的“放卫星”。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于是，就掀起了各种各样的“大办”高潮，各种指标，层层加码，浮夸之风，愈加不可收拾。例如，农业发展纲要规定：“5—7年基本扫除文盲”。到了某些省就变成3—5年，到了某些县就变成2—3年，到了某些公社就变成几十天了。尽快扫除文盲，这是件大好事。可是在几十天内扫除文盲，实为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上海一位善观风向的人说，15年使全民都成为大学生。 浮夸风所造成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首先，根据浮夸风的数据编制的年度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各项指标都远远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实现。在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之后，才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第一次大折腾。 高指标、高估产必然带来高征购。有关部门估计，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超过8000亿斤。中央政治局留有余地，主张公平6000亿到7000亿斤，后来经过核查，实为4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增加300亿斤，也是一个丰收年。但丰收的粮食，一部分未收上来，一部分被浪费掉了。依据虚假的数据，1959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定为8千亿斤到1万亿斤，后来又增加到1万5千亿斤，并力争达到2万亿斤。当时有人竟发出这样的妄说：“把地球上的人统统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经过核实，1959年的粮食产量为3400亿斤，比1958年减少600亿斤，1960年的粮食产量为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 1958年的粮食征购任务和经济生活是按照高估产的数据安排的。由于征了过头粮，造成群众生活极度困难。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安徽、河南尤为严重。据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薄一波同志回顾说：“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愧对百姓，应该永远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783页） 二 浮夸风的根源，总的来说是“左”倾指导思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了这样的分析：“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具体而言，浮夸风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尊重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解放思想，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最大限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争取最大的成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离开现实的基础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大到不适当地步，勉强去做那些一时还做不到的事情，那是注定要碰壁的。一般说来，解放思想这一口号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与实事求是的原则相结合，甚至把实事求是当做迷信破除，那就只能把人们引入胡思乱想的歧途。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破除迷信这一口号。那时，他把主张农业合作化要稳步发展的正确方针当做迷信破除，大批并不存在的“小脚女人”和右倾机会主义，浮夸风初露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