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浴室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董老煤气中毒了。 1946年7月我到南京梅园新村担任董必武同志的随从警卫员后，正逢蒋介石开伪国大，关死和谈大门，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11月19日撤回延安，留下副团长董老领导代表团继续与敌人斗争，环境更加复杂、险恶。 1947年1月8日，董老来到上海马思南路107号周恩来公馆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敌人的监视、盯梢愈来愈明目张胆。他老人家已62岁高龄，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夜里十一二点才能回来，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我既担心董老的安全，又担心他的健康。快过春节时，已下过一场大雪，天很冷。那天晚上10点多钟，董老要洗澡。这是他来上海那么多天头一回洗澡。浴室就在大厅一角，我高兴地刷洗浴盆即点燃煤气烧水。那个时候煤气设备很简陋，约20分钟后水温升到40度，我才往盆里放水。董老开始洗澡，我拿上毛巾睡衣守候在浴室门外。等了好几十分钟，听不到洗澡水的声音，浴室里一点动静也没有。我敲门问董老洗好了吗？听不到回答。我推开浴室的门，只见他老人家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浴盆里。我连喊几声，董老仍一声不响。我不知如何是好，赶快找隔屋住的陈家康（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发言人），他不在。韦明（新华日报社记者）听我叫人，问我有什么事？我急忙说：“董老躺在浴盆里不动也不答话，不知怎么了。”韦明同志说，恐怕是煤气中毒，边说边往浴室跑。他一见董老不省人事，真的中了煤气，随即关上煤气开关，放了盆内的水，给他披上毛巾睡衣。我和韦明把董老抱出浴盆后，我将老人家背到卧室床上。这时钱之光（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处长）也进屋来了，让我打开窗户，给董老擦去身上的水，盖好棉被，又加条毛毯，就坐在沙发上和我一起守候。过了一个多小时，董老张开眼睛醒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一般煤气中毒后，都会有长时间的头痛，甚至延续到第二天，需要好好平卧休息。可是董老却支撑着按惯例召开每晚的碰头会，听取钱之光、华岗（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梓年（中共上海工委委员、新华日报社社长）等汇报情况，研究工作，直至午夜后。平时他熬夜工作，总让我将晚饭剩下的饭菜煮一下，吃上一点。那天开完会，由于中过煤气不舒服，他什么也没有吃就休息了，只是叮嘱我不要将煤气中毒的事张扬出去。第二天上午，董老以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主任的身份，亲自出席“联总”、“行总”和“解总”[①]联合办公会议，严正揭露国民党政府利用黄河复堤归故，进攻解放区的河堤区，在花园口放水，蓄意淹没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并侵吞复堤器材、工款与救济费等罪恶行径：坚决要求制止内战，立即停止放水，重新分配各项救济物资与款项。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董老完全不顾自己年老病弱，一心想着党的事业，想着数百万老百姓的安危与利益。 上海——南京：冲破宪兵特务杀气腾腾的包围封锁 1947年2月28日晚上10点半左右，国民党特务、警察、宪兵突然封锁包围了上海马思南路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敌人进入我们的院子、楼道，还占据了地下室，割断了电话线，拿走了电话机，不准我们外出，断绝我们与外界联系，限令我们在3月5日全部撤走。董老见敌人这股杀气腾腾的架势，当即召集我们讲话：“蒋介石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分析目前形势，估计敌人可能把我们送回延安，或把我们软禁起来关进集中营，或把我们一个个抓走。我们要准备坐牢，准备流血牺牲。即使要争取回延安，也得经过严重的斗争。我们共产党员要有下油锅的勇气，不怕断头，要保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此后几天，董老以大无畏精神，通过各种方式向敌人提出强烈抗议，并巧妙地突破新闻封锁，让全上海、全中国、全世界很快知道国民党破坏谈判，要撵走中共代表团的消息。 3月2日下午，我们召开了最后一次党员大会。晚上9点多钟，董老、何连芝大姐与他们刚1岁的小儿子董酉生（良翮）和我，首批离开上海去南京。我们三个大人一人穿了一件米黄色绸面的丝棉马甲，里面都缝进几十根金条。董老叮嘱我：“这是党的活动经费，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万万不能丢。”钱之光等人送行至火车站，沿途都已戒严，数不清有多少车辆，敌人用警车前后押送我们。 我们被带上没有乘客的软席车厢中部两间卧铺间里，两头都有特务看守。为时刻提防敌人动手，我把卧具铺在董老旁边，且通夜没有合眼。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我起来走动，特务就大喊大叫：“不准下车！”这时车厢外两侧已站满宪兵，敌人端着冲锋枪对着我们，气氛十分紧张。等到站台上乘客走空时，一个胖子警官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四面有玻璃门窗的站房。立时，特务警察与宪兵一窝蜂地围住这间站房，不准我们走动。董老愤怒地责问胖警官：“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走，为什么领我到这里？”警官吱吱唔唔地说：“是上司让这么做的。”董老又大声问：“是哪个上司？你告诉我！若有事要谈，可到梅园新村我们办事处去谈，为什么拦在这里不让走？”那家伙连忙又推说：“你们的汽车还没有来。”这时我看到我们的两部汽车已开进站来，被列队的宪兵拦住。我隔着玻璃窗子喊两个司机的名字，但他们根本听不见。我请示董老，要出去叫他们开车过来。何连芝大姐说：“那么多宪兵、特务、警察，你怎么出去呢？”我说：“咱们被阻拦了一个多小时了，这是监禁我们。他们要绑、要抓迟早还不是那么回事。我闯出去叫咱们汽车进来，好早点回办事处。”这时董老同意了我的意见，冷静地说：“国安，去吧，你要当心。”我说：“不怕，我怎么也得闯出去，让我们司机知道我们在这里被困了。”说罢，我随手将文件包交给董老，推开站房门往外冲。四五个膀大腰圆的特务，手挽手将我拦住，我不顾一切地推撞他们，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力气，几推几撞就闯出了一条道，但还要冲开一个挨一个荷枪实弹的宪兵和特务。一个特务头子追着问我：“你要往哪儿跑？”我大声嚷着说：“我要叫自己的汽车，你们不让我们回办事处是不对的。”特务头子指指稍远处的几辆出租汽车，说：“你们就坐出租车吧！”我灵机一动，心想早点离开这鬼地方再说，就叫了一辆车到站房小屋前。但门口特务又围上来不让进屋。我又发火了，说：“我要了出租车，你们为什么还不让走？！”接着就使劲推撞，冲进屋里。董老问：“咱们的车来了吗？”我说明了情况，就扶着董老走出来。谁知一拉开车门，就看到司机旁边坐上了一个特务。董老大声怒斥：“你是干什么的！？”我上去撵他，说：“你干什么坐这儿，快下去！”特务说：“我给你们引路。”我说：“我知道路。”特务又说：“我是奉命保护你们的。”我急中生智说：“你要干啥，就去坐另一辆车，我付钱。”那特务无计可施只好下车。我们上车开出站台，这时办事处的两个司机也发现了我们，即开着车紧跟后面，护卫我们一起回到了梅园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