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是我党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惊醒了世人，启发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入思考，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也就势所必然地出现了。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展开了一场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毛泽东对待这场斗争有复杂的心态，在当时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基于复杂心态作出的举措，又对这场斗争的结局产生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影响。在时过二十多年的今天，回过头去研究这段历史，对于全面了解我党历史和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有意义的。 震惊后的思索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使全党震惊、全国人民震惊。同年9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随后，中央决定将通知扩大传达到地师以上党委。10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此后又下发了一系列有关文件，“批林整风”运动逐渐在全国展开。 中央文件的下发和“批林整风”运动的展开，启发人们思索。从普通百姓到高级干部、从军队到地方，“九一三事件”一时成了热门话题，种种议论和猜测又加深了人们的思考。当时人们思索的主要问题是：（一）林彪是毛泽东的战友和载入党章的接班人，竟然要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可见毛泽东选人也有错误。（二）“九一三事件”来得那么突然，人们对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竟毫无察觉，可见“路线斗争不可知”。（三）林彪是参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人物，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支持者，他竟在“文化大革命”中叛党。因此人们开始怀疑“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四）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许多事情是在他指挥下干的。他叛国后，人们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打倒老干部，“踢开党委闹革命”，把毛泽东神化，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上述思索加上对“文化大革命”恶果的直观感受，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由忠诚的信仰逐渐变成怀疑，狂热的情感逐渐变得冷淡。尽管限于当时的环境，人们不能公开说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但可以肯定，在深思林彪事件和回顾“文化大革命”历程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已经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产生。 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与人民息息相通的周恩来总理，通过对林彪事件和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思索，已经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他的处境，周恩来也不可能公开说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在他“九一三事件”后相互联系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方式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重要是通过批“极左”体现出来的。他认为林彪集团的实质是“极左”，而“文化大革命”是“极左”的产物。因此他批“极左”的实质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否定。批“极左”，可以说是代表了周恩来当时的政治主张。他在“九一三事件”以后的一切活动，都贯穿着纠“左”这一基本精神。周恩来当时实际上是全党全国人民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的主要代表者，而此次否定“文化大革命”又是1967年2月前后中央许多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 从1971年9月到1972年秋，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出版工作座谈会、科学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他始终坚持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破坏性后果。他在一次会议上对“极左”作了界定：“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1972年4月9日，周恩来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你们的歌越唱越快，越唱越尖，越唱越高。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结合，要有点地方色彩”。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在有312人参加的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关于政变的讲话是“极左”的。在72年6月10日、11日、12日的会议上，周在讲到民主革命时期党内二次路线斗争时，专门讲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我党的危害，提醒全党注意“左”对党的事业的破坏。同年7月14日，周恩来根据杨振宁的建议，指示北大周培源纠正科研、教育中的“左”倾错误，注意理科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8—9月间，周恩来两次指示《人民日报》的同志在机关内部批判“极左”思潮。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为了在实际工作中纠“左”，周恩来抓了四件大事：一是解放老干部。1972年4月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起草一篇正面阐述党在干部问题上的历来政策和优良传统的社论，并亲自审改了这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在4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在全国反响很大。各地开始重新考虑落实干部政策问题。此后，周恩来作出许多批示，起用大批老干部。在他的亲自关怀下，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大批老干部获得“解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给近500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作体验，并在这个名义下获得“解放”，重新工作。二是恢复经济秩序。1971年11月至1972年1月，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央连续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制止年终突击花钱的通知》、《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关于改革临时工、转换工制度的通知》、《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指示》，整顿企业，加强管理，恢复被砸烂的规章制度，强调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1973年2月26日，周恩来在听取《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即经济工作十条）起草情况汇报时，专门作出了恢复经济秩序的重要指示，并明确指出：“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经一年多的整顿，国民经济在恢复中有所发展。三是恢复教科文部门的正常工作。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大批科技人员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重新走上科研岗位，各大学的教学秩序也有所恢复，一批专家被派出国考察，一些被批、被封的优秀文艺作品也重新面世，还新产生了一批歌颂工人、农民的好作品。四是打开外交工作的局面。继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许多国家与我国建交。特别是1972年2月和9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后访问我国，从此打开了我国与西方联系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