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文化是富于特色的，它不仅融合了中国古代封建政治专制的阴柔与残暴，渗入了近代法西斯主义政治集权的独裁与血腥，而且还涂上了些许西方民主政治的色调。得出这个结论并不矛盾，它恰恰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型向近代化转变的时代特征。 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每个政治体系都表现为一个特定的政治行为模式，这种特定的政治模式便是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的概念主要包括政治思维、政治伦理、政治人格和政治思想等内涵。本文将从这几方面来评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文化。 一 一元化的政治思维 政治思维实质上就是一整套适用于政治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的形成，包含着对传统的因袭和现实对传统的异化。以血缘宗法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强调“以民为本”的“开明专制”，强调万众归一的思维特性。近代以降，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特定社会与文化背景下，由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本应借助时代的推力，发挥出超越和扬弃传统政治思维的想像力。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却面向传统去寻找政治统治的灵感。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承继，使一元化政治思维在党内形成了压倒优势的思维惯性。 国民党始终将三民主义视为衡量一切思想的标准。蒋介石曾说：“总理的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好有第二种思想，来扰乱中国。”[①a]国民党甚至以“违反三民主义之理论为反动与腐化思想之标准”[②a]作为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1928年10月颁布的《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必须服从拥护国民党”。国民党可在必要时，对民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 为了达到使民众政治思维一元化的目的，国民党开展了“民众训练”运动。1928年7月颁布的《民众训练大纲》，第一项即为“思想的训练”，强调对民众必须灌输三民主义，使之“认识并信仰本党是国民革命进程的唯一参谋部和领导者”[③a]。为了防止一般民众思想的“混乱”，1937年公布的《民众读物改进方案》中明确指出，思想必须一元化，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之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其间”[④a]。将俗文化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也是国民党政权进行思想禁锢的又一特点。意图通过对三民主义声象的耳闻目睹，使民众在潜移默化中习惯于一元化的逻辑思维。 控制教育，将一元化政治思维灌输给民众，以营造专制政治的群众基础，是国民党在整个中国实行思想禁锢的重要步骤之一。 1929年，国民党就将“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教育之根本原则”写入《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同时，在全国各级学校设立“党义”教师的职位。其任务是接近学生，“藉以匡正其思想言论之行动”[①b]；全国各级学校还普遍设立了“党义”课程，由指定的党义教师讲授，党义课程成了衡量学生政治与品德的关键。抗战伊始，教育部又下令在学校推行“导师制”。导师可以对学生思想、学业、生活等“施以严密之训导”[②b]。1947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定，将各校训导机关的完善作为中心工作来抓，“俾学生剩余能力有正常发挥而防止奸党藉端利用”[③b]，同时还规定：各大中小学校训导人员一律由国民党员担任[④b]。国民党将之视为钳制青年思想的重要手段。 舆论管制既是一元化政治思维的必然产物，又是强化一元化政治思维的必要前提。在大陆时期国民党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1929年，国民党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就明确宣布，各种宣传品的审查标准是国民党的政纲、决议案和法令等。抗战爆发后，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曾部分地开放了对舆论的管制。但随着其在政治上“防共、溶共”政策的确立，国民党对新闻界的管理方针又再度逆转，对舆论的压迫与日俱增。1938年9月颁布的《非常时期新闻检查规程及违检惩罚暂行办法》中规定：各省市报刊的所有文稿包括广告，都必须“交由各级新闻检查所检查”。抗战后不久，国民政府曾废除《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战时书刊审查规则》，但又以直接训令的办法来控制舆论导向。国统区的舆论界，除了中共办的几份报刊外，依旧是千刊一声，万报一音。 一元化的政治思维特征是其专制体制的精神基础。国民党及其政权实行严格一律的思想控制，目的就是为了使民众形成一元化的政治思维，以求政权的稳固。但思想的禁锢，既使民众闭智塞聪，也使国民党人固步自封。强权压制下的众口皆缄，使国民党人无法了解民众苦难与自身弊端何在，从而失去了应有的政治压力，自身活力下降，机制僵死并导致最终覆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培植一元化的政治思维，其危害是不言自明的。 二 传统式的政治伦理 传统的政治伦理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遵循感性自律原则，形成了伦理型政治的运行程式，即从个人品行中产生出伦理原则，进而由它决定社会政治形态，并通过伦理途径实现本体性超越的“天人合一”。这种传统的政治伦理，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仍然构成其政治伦理的主体。 蒋介石认为，近代中国的衰败，不在于中国文化的落后，而是由于“中国人太自由了”，“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失去了以“四维八德”为特征的传统政治伦理的“国魂”。因此蒋提出：“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是要争取个人的自由，而且要牺牲个人的自由，来争取团体的自由，国家的自由。”[⑤b]每个人要“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全孝”，进而就是将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命令，“引为个人自主自动的意志”[⑥b]。国民党人以为，只要将“四维八德”“培植在一般受教的人的心坎之中，使人人具有中国固有的道德和精神”[⑦b]，只管“跟着先知先觉的人们去行，就可以节省时间，完成革命”[⑧b]。这种传统愚民政策的现代翻版，目的在于造成政治蒙昧主义的氛围，为国民党专制奠定心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