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集团分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终结与国民革命的失败。但是，对于这一事件的历史过程，人们还若明若暗。本文将依据作者在海内外访求的各种资料，首先清理这一过程。 一 罗易力图拉住汪精卫 “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形势日益危殆。一方面是财政困难，经济危机日益严重，一方面是军队不稳，杨森、夏斗寅等相继叛变。在此情况下，武汉政府领导人对中共和工农运动的怨憎情绪日益增加。为了挽救不断迫近的危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决定拉住汪精卫，通过他来稳定武汉政府。 汪精卫早有在适当时期和共产党“分家”的打算。1927年4月自国外回到到武汉后，受到徐谦、顾孟余、谭延闿、陈公博等人的影响，右倾日益明显。但是，罗易仍然对汪精卫怀有好感，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急进主义的领导人”，力图使他成为武汉政府的有力领袖。为此，他一面致电莫斯科，要求重申对汪精卫的支持，一面向汪精卫提出了一项计划，其内容是：召开地方代表大会，制订国民革命纲领，选举紧急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在紧急代表会上，通过国民革命纲领，重新选举党的领导，排除那些不能无条件赞成国民革命纲领的人。汪精卫同意这一计划，但要求迅速兑现必要的帮助。[①a] 二 共产国际批评中国共产党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向会议提交了《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认为武汉政府是“空架子”，主张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24日，斯大林作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认为“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必须首先在全中国展开土地运动”。他没有发现武汉政府正在发生的变化，仍然认为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主张共产党人“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以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②a]30日，会议通过的决议重申：“武汉政府是国民党左派的政府，它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是，它已走上这种专政的道路。”决议批评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摇摆现象”，“对于国民党领导人的批评并不总是表现得十分坚决”，“而对群众运动的发展，有时流露出某些惧怕情绪”。[③a]会议期间，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批评中共对土地革命态度不坚决，要求迅速改变，否则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批评已不仅是这一次了。还在1926年11月的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布哈林就在报告中声称：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注视得不够，过分畏惧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占领区进行土地改革不够坚决。”[①b]仅仅半年光景，中共连续受到两次批评，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共当时所执行的政策相当不满。 三 五月指示 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期间，何键所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进攻并捣毁由共产党人掌握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省总工会、省农协等人民团体。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国局势，指示中共要迅速反攻并解决许克祥，发动农民自动起来没收土地。此外，国际还给鲍罗廷和罗易二人打了一份电报，通称为5月指示，内容为： “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成为废物。国民党的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出来的新的领袖来补充它，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否则，国民党就有脱离实际生活并丧失全部威信的危险。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②b]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 “组织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③b] 上述指示在6月初到达中国。罗易认为电报来得太迟了，但仍想到在这关键时刻，去进行一次最后的努力，以恢复汪精卫的信心。[④b]同月5日，罗易邀请汪精卫谈话，向他传达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并且将副本交给了他。汪读了之后，非常吃惊，觉得“严重的时期已到了”，表示“这件事很重要，要交政治委员主席团看了以后再说”。[⑤b]次日，汪精卫赴河南参加郑州会议。 四 罗易的政变方案及其被否定 6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5月指示。陈独秀逐条分析，认为无法实行。他说：农民运动如果不过火，反动派的统一战线就不能形成，因此，现在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未开代表大会，怎样增加领导成员；建立军队问题，不是言过其实，就是幻想；组织革命军事法庭也行不通。[⑥b]此后的一段时期，中共中央即陷于意见分歧和摇摆不定中。 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罗易提出：“我们只有向敌人进攻才有出路。”蔡和森支持罗易，主张向“反动的国民党中央下总攻击”，“准备一进攻的政纲，待汪精卫等由郑州回来与他们正式公开谈判，揭破他们的假面具”。陈独秀主张：“当前的形势是复杂的”，“我们必须有一种复杂的政策来应付，而不是简单地退却或简单地进攻。”[⑦b]会议推罗易起草宣言及政纲，同时通过罗易提出的两点建议：1.武汉全体工人总罢工，反抗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2.发表反对朱培德、冯玉祥、许克祥的宣传大纲，要求罢免朱培德的职务，讨伐朱培德。[⑧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