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胡、陈思想的殊途同归 胡、陈思想的分流导致了新文化阵营的分化，也可以说是这场思想革命夭折的内在原因。二、三十年代，胡适与陈独秀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很不愉快的时期。他们首先因如何处理“五四”以后《新青年》的办刊方向而展开争执。陈独秀在上海与一帮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朋友，将《新青年》逐渐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到1920年5月1日出版的七卷六号，即《劳动节纪念号》，标志着《新青年》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胡适不满意于《新青年》过于浓厚的“Soviet Russia ”色彩，〔53〕与陈独秀分手。随后是在1922年的“联省自治”运动中，胡适力主联省自治，其理想是由下而上重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陈独秀视“联省自治”为“联省割据”，认为“中国事无论统一，联治，集权，分权，无论民主政治或社会主义政治，不取革命手段都只是一场滑稽剧，这是我牢不破的迷信。”〔54〕两人闹得不欢而散。接着是1923年初如何看待蔡元培先生因不满意于北洋军阀对教育的摧残，以“不合作主义”辞职出京一事。陈独秀批评蔡氏的行为是“消极的”、“非民众的”观念，是“民众思想改造上根本的障碍”，这种观念“不但不能够打倒恶浊政治，并且往往引导群众心理渐渐离开苦战恶斗积极的倾向，而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不意为恶浊政治延长生命，这是何等的罪大恶极！”〔55〕他甚至嘲讽这种“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而且太空想了。”〔56〕胡适则出面极力为蔡元培袒护，认为“打倒恶浊的政治，组织固是要紧，民众固是要紧，然而蔡元培这种‘有所不为’的正义呼声更是要紧。”“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固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还应该先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为要做人有所不为的牺牲精神。”〔57〕最后是围绕同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胡知不赞成唯物主义历史观，坚持不单是物质的原因，“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58〕而陈独秀的结论是“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决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59〕隐藏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背后的实质是社会变动的原因是多元还是一元。这些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分歧日积月累的发展下去，自然有伤两位老友的感情，两人的共同好友汪原放先生曾生动的记录了他们一次争吵的情况，1925年冬，胡适住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医治痔疮。陈独秀这位共产党的总书记“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的激烈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好，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好；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吧！’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的坐了好一会，……也去了。”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60〕不用说，这“重新挑起的争论”，同样不会有什么结果。两人以后只好是“各不相强，各不相扰”，各走各的路了。 思想破裂了，剩下的是藕断丝连的个人情谊。胡适是一个极重友谊并乐于助人的仁者。“五四”以后，陈独秀因进行革命活动三度被捕，他均参与营救。平时陈独秀托办之事，如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的书稿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也是出面倾力相助。至于经济上帮助陈独秀和提供图书资料等，就更不用说了。三十年代，陈独秀在狱中，一次写信给胡适，就要求提供多种著作。胡适还劝说过陈独秀写自传，可惜他只写到第二章”江南会试”就搁笔了。另一方面，陈独秀极为赏识胡适的学识和才华，期望他在文化学术方面有更大的建树。当他耳闻国民党有延揽胡适入朝作官之意时，立即写信给胡适：“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传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61〕力劝胡适不要从政。胡、陈之间之所以愿意维持这种私谊，除了与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建立的特殊关系有关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的头脑里都还不同程度的保留着自由主义思想。对此，胡适曾有过明白的说明，他在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62〕 然而，不管是胡适所走的自由主义道路，还是陈独秀摸索的“真正的民主政治”，在二、三十年代都遇到了严重挫折。胡适的“好政府主义”政治主张在北洋军阀那里行不通，他的人权、民主的要求在国民党面前也碰了壁。以至到三十年代中期，《独立评论》展开民主与专制的讨论，胡适的一些好友丁文江、钱端升、蒋延黻等纷纷倒向“强人政治”，他本人捍卫民主政治的声音也似孤鸿哀鸣。与此同时，陈独秀梦寐以求的“真正的民主政治”——无产阶级民主，因其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被日益左倾的共产党人所抛弃；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斯大林统治下，已走向极权政治，陈独秀对它的优越性越来越怀疑。这样，陈独秀不仅和他过去的追随者拉开了距离，而且还与他的俄国老师产生了隔阂；在中共党内，他被贬为一个顽固僵化、思想倒退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他是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托洛茨基派在中国的代言人。胡、陈二人在极权政治甚嚣尘上的日子里，的确是力不从心，时运不济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世界形势的转折点，也对胡适、陈独秀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面对世界局势的剧烈变化和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抉择，两位新文化运动的老将没有失去他们的本色。身在异域的胡适发表了《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等政论，病魔缠身的陈独秀则在致西流等朋友的书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们俩对待俄德极权政治的批判和对英美民主制度的偏袒，表明了两人的政治思想渐趋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