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2)01-0001-05 卞崇道：我们就从问题的缘起谈起吧！在中国哲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落下帷幕之时，受其影响中国日本哲学研究者中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即日本哲学合法性问题。提出的问题相似，但其在中日学术界的情况却不尽相同。早在1900年(明治33年)，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1847年-1901年)曾断言“我们日本自古至今没有哲学”①。兆民的论断自有其历史背景与针对性，这里暂不说。不过，他的这种论断却对其后日本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日本哲学界的主流观点依然认为前近代(截至德川时代终结)日本只有思想而没有哲学。哲学是产生于古希腊的西方学问，直到幕府末期，后来成为明治初期重要思想家的西周留学荷兰，把西方的philosophy介绍到日本，并翻译了“哲学”等一系列哲学用语，才被视为日本哲学活动的开始。 前近代日本究竟有无哲学，日本哲学的合法性依据究竟何在？关于日本有无哲学的讨论意义何在？这是中日哲学研究者近年来热议的课题。 关于日本是否有哲学的判断基准在于如何理解“何谓哲学”的问题。林美茂博士，你是专攻古希腊哲学的，请你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林美茂：“何谓哲学”的问题，其实至今在东西方学术界还没有定论，问题出在“哲学”从诞生开始，与其说是一门学问，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一种求证求真的精神。正如大家所熟知，Philosophy 来自于希腊语的“philosophia”，原意是“爱(philo)智慧(sophia)”，由于人的灵魂对于“智慧”不竭之“爱”，从而在一系列观察、思考、探索、追求过程中留下了种种言论(logos)，这些言论就成为我们所谓的哲学文献，成为人们的研究对象，而通过研究又会产生崭新的言论，批判、突破、超越前人的思考中所存在的局限性、不合理性，寻求更为合理的言论，西方哲学史就是这样的历史，这种过程同样是源于“爱智慧”精神。 如果从古希腊时代诞生的“哲学”追求来看，其最主要的特点：(1)关于宇宙世界自然的根源性思索与原理性追求；(2)超越现实功利的求知行为，也可以说是一种除了想知道世界(事物)的真相之外没有其他现实功利目的追求；(3)不盲目相信、不存在权威，一切从怀疑开始，彻底的求证求真的逻格斯精神。那么，把上述特征作为是否是“哲学”的衡量标准，中江兆民的断言并不为过，日本从古代到明治为止确实不存在古希腊最初意义的哲学的相关文献。但是，我们如果从亚里士多德的学问分类来看，情况似乎有所不同。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学问探索划分为3个部分：观察、实践、创造。观察中包含有“神学=第一哲学=形而上学”、“数学”、“自然学”。实践包含“政治学”、“经济学=家政学”、“伦理学”，而创造中只有“诗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只是把形而上学=存在论=本体论作为哲学的代名词，忽视了哲学的实践性层面，把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从哲学的范畴中排除。我们承认，理论上的根源性、原理性探索，彻底的求证求真精神是哲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之科学的根本，也是哲学存在的根本。但是，实践中的规范性、普适性的探索与追求，那是哲学作为现实存在的意义之所在，不能斥之为那不是哲学，否认其作为哲学的合法性。我反对过于狭义地理解哲学，应该从理论、实践以及人的创造性的三个层面来理解哲学，来谈哲学有无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可以认为前近代的日本，哲学思考是存在的。比如，道元的《正法眼藏》、亲鸾的《叹异抄》等所体现的深刻的对于世界存在、人的存在思考。不过，这种更为广义的哲学范畴的把握，需要注意“泛哲学化”的倾向。哲学与思想是不一样的，这个区别需要理解与掌握，不然的话“思想”存在了，“哲学”就不需要存在了。哲学是关于世界万物(包括人)的“根源性”、“原理性”探索，在逻辑上努力逼近本真的求知过程，追求最大限度其立论的逻辑自洽性、最终达到无假设前提的真理性把握。而一切思想都只是停留在人的“臆见”的层面，其中不具备彻底的求证求真的逻格斯精神，不寻求普遍的合理性。本专栏刊登的藤田教授的论文中，关于西周为什么不把“Philosophy”翻译成“理学”，而采用“哲学”的造语作了很详尽的说明，这个说明有助于我们理解“哲学”与“非哲学”之学问的根本区别。藤田在论文中指出：“儒学的特质在于将‘真理’置于儒学之起点的孔孟之说，进而追求代代相传，永以为继”、即“西周认为儒教的根本问题在于墨守前人之学说”。而“西方学问的根底却并不是以遵循传统作为前提，倒不如说它的真理观念乃是通过施加批判与检验，由此才能把握事物的真相。也就是说，真理始终是存在于发展之中”。这种根本不同决定了西周不能把“Philosophy”翻译成“理学”而采用“哲学”译语对此进行区别。 卞崇道：从你的解释中可知，对哲学的理解一般被分为两种：狭义的或形而上学(存在论、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广义的或作为学术范畴中实践意义上的哲学。如果从亚里士多德划定的学术领域，西方哲学当然不仅仅只是形而上学的狭义哲学。迄今我们一直没有摆脱西方哲学话语权的束缚，更多的是受到狭义的哲学理解所束缚，如果在全球化的当下依然以狭义的西方哲学为法理根据来讨论东亚哲学的合法性，我认为就没有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