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为文化现象学所研究的领域就是作为心灵客体化的现象领域，亦即通常被认为是与自然领域相反的那个领域。但是，胡塞尔一向明确地拒斥这样一种二元论，尤其在他的思想的最后时刻，即在他的有关现象学的讨论会和《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的手稿中，明确地拒斥这种文化领域与自然领域的二元论。这份手稿(全集23卷)甚至声称，生物学被认为是一种“普遍哲学”①，因此，心理学与生理学之间的差异似乎是模糊不清的。于是，主体间性和社会性应被视为植根于我们生物学上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直接置身于我们所发现的动植物的生命之镜中，甚至如果这幅图像不可思议地反映这种生命的遗迹时，我们又如何能够考虑这种生命呢？ 本文旨在追问胡塞尔现象学中主体间性和社会性的生物学根源，同时简要提示一下海德格尔现象学中主体间性和社会性的生物学根源。换言之，人类社会生活的史前史属于动物生活。第一部分，我将说明胡塞尔促成我们所思考的那种生命的框架，即他的本能现象学。第二部分，我将探讨胡塞尔至少提到过两次的概念：游戏概念。在本文第三部分即最后部分我将论及问题的道德方面。换言之，我的目的不是侧重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本身，而是侧重研究他的现象学的富有成效的相关成果，即我们所能想象的动物的生命方式以及我们与动物的关系方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胡塞尔的作品并未考虑人类社会的动物根源，这有其充分理由。他受的是数学教育，他还没有准备好调查这些领域的问题，但是，他之所以对这类问题缺乏兴趣，主要原因在于，最优先的问题是欧洲文化的危机，当时欧洲文化似乎受到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泛滥的严重威胁。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1923～1924年他受日本《改造》(Kaizo)杂志之邀，撰写了“论革新”(“Zur Erneuerung”)等系列文章。 这些文章始于下述一段充满激情的话，洋溢着对“本真性”(Eigentlichkeit)②的存在的强烈呼吁：“在我们受苦受难的当下里，在一般的欧洲文化中，重建乃是最强烈、最真诚的呼吁。”在这种情况下，调查人类社会的动物根源显然无助于想象一种普遍人类共同体的理念，但是，与此相反，分析真实的人，即具有各种不同特征的、经验上的人以及全人类的相对性和德性等，例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的主题对于想象这种理念却大有裨益。在与康德和费希特思想的连续性中，《论革新》这篇文章以这样一种意味深长的呼吁结束：坚定捍卫“源自理性的一种普遍文化的实践理念”③，并且，胡塞尔坚决反对把人类的“圆满实现”(entelechy)归结为一种单纯“有机体的”、“盲目的”实现。这导致他把一方为“本能的”，另一方为“传统的”表现与行为④奇特地同化起来，从而提出了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论”，那就是，把非欧洲文化还原为“历史的-真实的”人类类型或人类的“人类学类型”。⑤不错，胡塞尔拒绝“民族动物学”理念，但是，这种理念首先关涉我们称作“欧洲”的(那种)“超民族性”。⑥换句话说，与欧洲人类的理想相比较，动物共同体与“诸如一个民族、部落”等人类之间的区别仅仅是一种相对的区别而已，两者都是具有“封闭的”历史的“封闭的”共同体。⑦难道在这种封闭的共同体的背景中，胡塞尔开始专注于动物社会的调查研究吗？ 胡塞尔最初认为，所有社会条件，包括高等动物社会在内的一切聚集现象都与“移情”(Einfühlung)有关，这种设身处地的同感使得一个人能够接受并认出其他人类或同类。同情感能够使人交往、传达(Mitteilung)，而且能够使人更普遍地分享、共有。这样一种共同的感受、一种“同感”(Mitfühlen)不应与基于共同语言、共同行动的交往关系混为一谈。胡塞尔指出，一方面，知觉、意见、感觉、忍耐的水平与共同的行为之间存在差异；另一方面，这些感知觉的水平与真正的“社会行为”之间也存在差别。后一种行为意味着一种共同意欲(Mitwollen)，即语言，它使人类能够制定规划，并且能够决定一种历史性。⑧这种差别是源自传统的差别。在1910年手稿中，胡塞尔就已经要求我们区别仅仅属于“共生的”(symbiotic)社会，亦即从中人类所是的那种社会。如果人们记起下述事实，这种区别是明确的：诸如父母与其小孩子之间的某种共生关系并不意味着产生这样一种自我，即他人关系所隐含的那种有意识地把自身分离或隔绝于其他自我的自我。 遗传现象学使得这种区分的意义变得模糊不清或更好地发生转变，因为这种现象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其中的“变换”(Umwendung)⑨来表现行将出现的行为，并且展开某种“冲动(或本能)敏感性”，即展开冲动(Trieb)行为。换言之，胡塞尔要求我们考虑到“本能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instincts)——这正是李南麟⑩题为《埃德蒙特·胡塞尔的本能现象学》一书的主题(11)——因为对他而言，本能存在与冲动存在之间的区别是无足轻重的。在30年代，胡塞尔要求我们承认动物也有“某种类似一种自我的结构”，即类似人类自我认识(cogitationes)的一种意识。(12)用弗雷德里克·拜腾狄克的话来说，把一个“真实的自我”的觉醒想象为一种“行为中心”，就是把一个人想象为一种“动物，这个动物揉一揉眼睛，惊诧地环顾四周，因为他看到了其他人，因为在他的前面已经存在作为某种不可理解的礼物赋予它的一种世界”(13)。但是，这一点恰恰意味着，在那些有意识的行为与那些无意识的行为之间保持一种激进的对立是不可能的。这恰恰是觉醒的自我及其独立的生存，即伯诺伊特·考道克斯在其长篇小说《牛羚的迁移》(2004)中试图描写的牛羚(头上长着像牛一样尖角的非洲大羚羊)主题：“不过，看上去，一方面，牛羚把我视为他们之中的一员；另一方面，出于同样的原因，牛羚就像对待它们自身一样攻击我”，牛羚一头雾水，苦苦思索究竟谁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赤裸狂奔，可怕的奔跑把牛羚抛入一种无限的迁移之中，这幅情景十分精确地表现了本质上把这些牛羚抛出他们自身之外的那种驱动，因为他们的存在就是这种抛掷，而这种抛掷的唯一目的就是含糊地唤醒不太模糊的生存。而且，牛羚继续从事他的同类的生存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