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问题是20世纪语言哲学乃至整个分析哲学的核心议题，各种意义理论层出不穷，相互博弈。其中，传统的指称论、命题论、观念论和实证论，尽管不乏其后继或修补版本，但总体上已是强弩之末。目前优势较大的有真值条件论、意向论或心理学理论、用法论或功能论等。意义的用法理论首创于维特根斯坦，近年来在倡导推理主义语义学的美国哲学家布兰顿(R.Brandom)手中发扬光大，颇受瞩目，而塞拉斯的语言哲学则是这一发展脉络中的关键环节。实际上，在确定20世纪下半叶英语世界哲学议程的英美哲学家中，塞拉斯被认为是影响最深远、最持久的一位。[1](P1) 本文认为，推理游戏论可以概括塞拉斯的语言哲学尤其是其意义理论的特征，主张推理游戏是语言游戏的核心。推理游戏作为给出理由和要求给出理由的游戏，其特点是由显性或隐性规则辖制的规范性；在意义的构成、决定和传递中，推理游戏是最为独特的中心环节，也最能体现人类实践的行动本质。 一、从意义作为功能分类到推理游戏理论 塞拉斯的语言哲学有综合各家之长的特点。其与重视人工语言一派共同分享的是，日常的自然语言经常掩盖了表达式真正的逻辑形式，因此揭示这些被隐藏的逻辑形式就是哲学家的任务；其与重视日常语言一派的共同点是，我们在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必须尊重语言功能与形式的多样性；其与经典实用主义者相同的是，继承了源于奥卡姆的唯名论传统，即否认语言所造成的抽象实体；其与维特根斯坦一致的是，塞拉斯认为语言与人类的生活和行为彼此纠缠，难以分开，独立于公共的“生活形式”而正确理解语言是不可能的。 因此，塞拉斯运用了两种方法来处理语言的意义问题，既运用技术化、形式化的语义学理论，又将这种理论与语言的实际用途(语用学)结合起来。他以一种自然主义时、唯名论的、认识论上的实在论的态度看待语言，同时特别强调规范性。具体地说，一方面，语言由语言标记构成(如具体的物理声音、印记)，存在于真实的语言行为中，语言活动发生在因果、时空的领域中，而语言的核心则是概念的活动，也就是推理的活动；另一方面，塞拉斯意识到，语言有内在的结构，这个结构由其组成规则决定。因此，纯粹经验性的探究最多能给我们有关语言行为的因果性的概括，并不能让我们区分语言的规则与自然的法则，所以我们必须注意语言的规范性和这种规范性对意义的决定性作用。 (一)意义作为功能分类 基于上述观点，塞拉斯提出了“意义作为功能分类”的观点。他将传统的多种意义理论称为关系论，因为它们都试图告诉我们：意义关系是什么，意义与什么相关联。但塞拉斯认为，意义不是关系，不是语词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意义表述通常采取如下形式： “‘A’意谓B”。 但其逻辑形式并非这种表面上的“关系”。相反，此类表达式应被理解为使用系词的变体，对语言功能做出分类。它的形式应当是： “‘A’是B”。 塞拉斯给出了清晰的说明： (a)“意谓”是一种特殊的系词； (b)在“意谓”之后的是被解释为元语言类的东西； (c)“意谓”陈述的主语是元语言的分配的单数词项。[2](P432) 举例来说，对于“Red意谓红色”这句话，通常认为它由主语“Red”、动词“意谓”与宾语“红色”组成。主语“Red”是单数词项，与维特根斯坦一样，塞拉斯拒绝将“Red”看做抽象实体的名称。塞拉斯认为，我们最好只把主语解释作“分配的单数词项”(distributive singular term，以下简称DST)。在语法上，DST是单数，并将其指称分配到一个整个的集合中。因此，粗略地说，DST可等同于复数词项。作为DST的主语，它并不是将指称分配到某个作为抽象实体的语言类型中，而是将其分配到全部标记的集合中。因此，在上述例子中，“Red意谓红色”就相当于“‘Red’s意谓红色”。对于其中的宾语如“红色”，塞拉斯把它们叫做语言间的“示例说明类”，起着说明主语“Red”的功能。于是，这个句子要表达的意思是，对于使用汉语的人来讲，英语单词“Red”在英语中和“红色”在汉语中发挥的作用是相似的。 除了“意谓”陈述，包含“指示”、“表示”、“指称”以及同语系的其他类似词项的陈述都是系词的各种变种。通过将“意谓”、“表示”和“指称”看做元语言的表达式，塞拉斯根据对象语言的功能，用元语言给对象语言分类。这就是塞拉斯所谓的“意义即(语言)功能分类”。不同语言的语言表达式可以具备相同的功能，是等效的。因此，可以引入一种新形式的元语言指称词，使之不仅能显示出不同语言表达式的相同功能，而且可以真实地修饰不同语言的所有表达式。塞拉斯为此目的发明了“·点引号·”(dot quotation)。出于唯名论的考虑，塞拉斯利用“·点引号·”使其语义学避免了对抽象实体的承诺。[3](P96) 塞拉斯给出了语言意义的公式化表达，对于传统意义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