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3-0084-08 无须争辩的是，以赛亚·伯林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其究竟意指什么却不是直接明了的。“自由主义”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或者说，自由主义就是指有关(有明确界限的)一系列传统的称谓，这些传统除了分享一系列本质规定性的核心特征之外，还具有一种家族的相似性。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一个西方语境中被广泛使用的术语，有时自由主义所涵盖的范围包含了那些不仅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种种立场。例如在欧洲，自由主义者通常是指接受自由市场并对国家干预持怀疑态度的人。“社会主义”，更早的时候是“法西斯主义”，一直是欧洲自由主义的首要反义词。而在美国则相反，“自由主义”成为支持国家进行管理和再分配的“进步主义”的态度和政策的象征。此外，“自由主义”还意味着在诸如婚姻、性别关系、家庭、教育、宗教等不同社会领域中的那种反等级的、平等主义的立场：“自由主义”的反义词已经变成了“保守主义”——在美国，自由主义既支持自由市场，也尊重既定的社会惯例。人们也能够辨别这些在日常的政治演讲中所使用的“民间的”或“世俗的”自由主义，与那些在知识分子和学者，尤其是律师和政治理论家的专业演讲中所使用的自由主义含义(他们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之间的差异。后者的用法赋予了自由主义一套理念，这套理念既包括约翰·洛克、伊曼努尔·康德、邦雅曼·贡斯当、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约翰·罗尔斯这样的一个血统和世系，也强调他们所提出和辩护那些主张，那就是：宪法中心主义、法治、对集中权力的限制、自由通信和自由结社、基本权利的强调和宽容的习惯。这种用法与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各种形式截然不同。在政治理论家中，这种自由主义有时又被进一步地区别于自由放任主义，有时又叫做“市场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后者是包括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弥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罗伯特·诺齐克等人在内的这样的不同世系的一套理念。 让我们从承认以赛亚·伯林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开始谈起。从其众所周知的身世和智识经历来看，以赛亚·伯林终其一生都是个彻底的反共产主义者。在国内政治圈中，他还是个富有社会民主主义同情心的“左翼”人士，绝不赞成市场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也是美国新政和战后英国工党的支持者，因此，他是一个美国，而非欧洲的世俗的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然而一个令人好奇的事实是他很少提及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对于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也很少论及，没有写过有关约翰·洛克或伊曼努尔·康德或邦雅曼·贡斯当或亚历西斯·托克维尔等人的文章。当然，伯林也写过一篇有关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几篇关于俄国人亚历山大·赫尔岑的文章。他尊重他们挑战那些标准的、主流的自由主义假定的方式。他所喜欢的穆勒是一个叛教的功利主义者：他是一个“默默离开了同道的信徒”，“敏锐地意识到真理的多面性和生活不可化约的复杂性”，“较之他的功利主义先驱们和自由主义同道们，他关于人的概念要更为深刻，他对历史和生活的视野要更为宽广和复杂”①。他所欣赏赫尔岑的是其对“诸如进步、自由、平等、民族统一、历史权利、人类的团结等伟大的、堂而皇之的历史目标”的“深刻不信任”，“在这些原则和口号的名义下，人类曾经，且无疑会被再度受到欺凌和杀戮，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谴责和毁灭”②。 他也没有与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接洽过：没有与约翰·杜威、雷蒙德·阿隆、罗伯特·波比、卡尔·波普尔、约翰·罗尔斯或罗纳德·德沃金等人进行过争论或对他们加以论述。这部分是因为他把他们的自由主义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因为他对其同辈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尤其是波普尔和阿隆并不欣赏，对罗尔斯也没有什么兴趣)，部分是因为，也是更为有趣的，他发现自由主义思想家令人厌烦。正如他曾经对我所评论的那样：“读到这些自由主义者的几近相同的观点我就感到厌烦。我感兴趣的是阅读(自由的)敌人，因为他们能穿透(自由主义的)防御(体系)。”③ 伯林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政治理论家的意义上)，但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家。他更喜欢通过其对自由主义最危险的敌人的阅读来为自由主义进行辩护。更确切地说，他力图为其思考道德和政治问题的方式，即他所谓的价值多元主义进行辩护，并将之作为支持自由主义的基础，或自由主义的一个前提。为此他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通过生动地展示他所选择的那些思想家的观点——大部分都是上述的(自由的)“敌人”——来作为他们的解释者和对话者。于是马基雅弗利、维科、赫尔德、哈曼、迈斯特和索雷尔等人都被列入名单，并以此来例证不可通约的生活方式的冲突、理智的文化植根性、对于想象的同情的需求、彻底的唯理论的局限和危险、集体主义神话和象征的力量等等。有时你会怀疑这个解释者、对话者已成为一个唠叨的腹语者，他试图用其杂乱的声音去说服他的听众和读者：生活给我们提供了“多元的价值，它们同等真实、同等终极，尤其是同等客观；因此，它们不可能被安排在一种永恒不变的等级秩序之下，或者是用某种绝对的标准来评判”④。显然，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让自满的自由主义者感到不安，他们假定标准的传统辩护将足以确保自由主义的理智基础并相信自由主义在历史过程中必将取得最终胜利。这些假定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能够被调解、人类理性是普遍可理解和适用的，据此假定所发现的政治原则都是合理的，终有一天，开明人士和民族能够达成一致。在推翻这些假定之后，他的第二个主要目的是指出对自由主义最好的也是最后的辩护在于拒绝相信这些假定。他的建议大胆而又自相矛盾：通过质疑自由主义者从启蒙运动推论出的假定，从而解除他们的武装并用他们的敌人的武器重新武装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