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1)06-0037-07 活在看中的驱动或在视觉中的完全沉迷构成了人类的存在方式。 ——亚里士多德 一、作为人与世界的“中介”之“象” 在古希腊哲学中，对于时间所带来的万物流变无常的普遍焦虑一直支配着一系列思考的主题。正是这样一种对于变与不变相互关系的困惑，便有了巴门尼德那样一个不动的一，以及芝诺关于阿基里斯永远赶不上乌龟的悖论。当思维进展到超越纷纭变化的表象以及巫术思维那样一种不确定性去试图把握某种更稳定、更普遍的东西时，这种东西必须包含着克服时间的承诺，但同时又必须对流变不居的现象世界进行阐释。在这一点上，柏拉图进行了意义非凡的理论尝试。 在柏拉图哲学中，通过引入一种光学的、几何学的隐喻机制，流变的现象世界的现实性被否定掉了，它被看成是一个充满种种偶然与不确定因素的影子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对一个没有时间的“形式”(或“理念”)世界的映照。在这样一个影子世界中，灵魂囚禁于肉体之中，欲望追逐各种虚幻的影像而乐不知返，这样不但无法获得真正的知识，也无从认识真实的自我。只有在另一个形式的世界，在一个消灭了时间流变的天国才能与永恒实在合一。尽管如此，柏拉图并未完全否认现象世界的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现象本身，它虽然是虚幻的，但对其的感知却能提醒、启发我们对那样一个更完美的形式世界的回忆(anamnesls)。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保持足够的警醒，就能透过影像来把握影像背后的实体，或者说光源本身，就能够在一种否定性的存在中发现积极的意义。“他主张感性事物之所以能够启发我们认识‘形式’，是因为我们先就已经知道‘形式’的存在。”[1](P25) 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是，柏拉图的“影子”或“幻象”本身，与那最高的真实本体——“形式”(ei-dos)——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距离？流变不居的现实世界一旦被把握(即使是作为影像被把握)，总是通过一种视觉的格式塔机制，总是包含着某种抽象，总是构成一种可理解的“形式”。无论这种影像是阳光下的阴影还是镜花水月，抑或是我们对现实事物的直接目击，但所得皆已为“象”。 柏拉图所谓的影子或幻象事实上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将现实事物抽象化的过程，使之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形式”或“象”。这种幻“象”与那最高的本体之“象”之间虽然在柏拉图那里被认为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象”本身却意味着真实是不存在的，直接性是不存在的，人在意识到一个“象”的瞬间，就已经从那整体世界中分裂开来。人不是直接与现实事物打交道，在人与真实“之间”，总是被“象”所中介，正是通过“象”来与周遭事物打交道。“象”表明，人与世界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直接的，而具有一种反思性。因此，后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之“感性确定性分析”中所设定的那样一种“这一个”的感性确定性事实上也只能是一种带有反思的后设。一旦意识到直接性，直接性本身就已经不存在了。正是在这里，海德格尔从黑格尔的直接性中读出了间接性： 作为中介者的我们向之屈尊迁就的这个非中介之物，从一开始就在中介和扬弃的统辖之下。而后者只有当屈尊下降(herablassen)到尚未-被中介之物(Unvermittelten)、从而中介之的时候，才能够成其所是。非-中介之物(Un-mittelbare)已经是中介的非-中介之物(Unmittelbare des vermittelns)。[2](P90) 因而，所谓的直接性事实上已经是经过中介的直接性，黑格尔亦清楚地认识到“直接知识甚至于就是间接知识的产物和结果”[3](P141)。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意识”直接性时，直接性已经成为“意识”中介之直接性。没有这种中介，图像(eidos)是不可能的。“是理念使图像成为可视的。因此，人们能够说，只有作为再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图像才是认识的第三个阶段。因为，正是再认识，激发了对于符合图像的理念的追忆。它以这种方式证实了，可感之物并未被开除出可知之物：可感知物，是在场与不在场的混合，实在与非实在的混合，并通过对理念的模仿使我们忆起理智之物。”[4](P58) 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柏拉图所批判人的动物式欲望也表现出与动物的欲望本身不同的特征。那就是人的欲望始终与欲望对象的表象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而动物的欲望则直接指向欲望对象的实体。海德格尔分析希腊人的这种“观念”(idee)或“表象”(vorstellen)及其与欲望(appetitus)或欲求(inclinatio)之关系时指出：“在动物那里，这种欲望本身并没有明确地看到它所欲求的东西，并没有把食物表象为食物，并没有把食物当作食物来追求。这种欲求并不知道它所意愿的东西，因为它根本就并不意愿；而且，其实它针对的是被欲求者，而决不针对这个被欲求者之为(als)这样一个被欲求者。但作为欲求的意志并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drang)被渴望者和被欲求者一道被表象为这样一个被渴望者和被欲求者，一道被收入眼帘，一道被觉知。”[5](P58)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一书中指出，人的欲望是表象化的欲望，正因为欲望总是指向某个表象，因此才引起了人的行动，即实践。他指出：“这两者，即欲望和深思熟虑的理智，完全有理由显现为运动者；因为在欲望中被欲求者之所以运动，还有，理智、表象之所以运动，只是由于它表象着在欲望中被欲求者。”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将人的行动理解为欲望与表象(图像)的统一的观念支配了整个西方哲学与美学及艺术理论。对此，莱布尼兹就认为：“agere，即行为，是perceptio[知觉]与[欲望]的统一；perceptio就是ιδεα[相]，即表象。在康德那里，意志乃是那种欲望的能力，它根据概念发挥作用，也就是这样：在其中被意愿者本身作为一个一般地被表象者对行为来说是决定性的。”[5](P60)可以说，人的欲望因为某种图像意志而具有了区别于动物欲望的本质性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