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涵括了哲学的全部领域。然而，一部西方哲学史实际上只是理论哲学即形而上学的历史，实践哲学则被隐于形而上学的阴影之下，为形而上学所遮蔽。其实，实践哲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领域，应当是贯穿于西方哲学史的、异于形而上学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广阔的哲学领域。该领域囊括伦理学、政治哲学。而培根的技术实践论产生后，实践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涵括着实验技术等领域。现代西方哲学中很多哲学流派都自称是实践哲学，如存在主义、实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实践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可以说，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一场“实践哲学转向”。我们甚至可以在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实践哲学的前景。上述这一切，实际上都涉及理论哲学(其最高形式即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的关系问题。因此，在这种形而上学统治哲学史的背景下，依据哲学史，合理地确定实践哲学的地位及其学术前景，就不仅仅具有一般的学科意义，而是还具有对真理的“解蔽”意义。 本文试图通过对实践哲学同理论哲学的关系研究，确定实践哲学的正当地位。 一、亚里士多德的两难 早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中，已经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城邦”与“哲学”(严格地说应当是“理论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矛盾。(斯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柏拉图”部分；阿伦特，2009年，第8页)这一矛盾实际上就是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冲突。亚里士多德看到了冲突的后果，承继了这一思考，明确地把实践哲学同理论哲学剖分为二。他把知识分为三类，即理论的知识(又称理论智慧)、实践的知识(又称实践智慧)和制作的知识(又称制作的智慧、技艺)。依据这种对知识的分类(如果不考虑与问题无关的制作和技艺的话)，亚里士多德相应地把哲学分为两类，即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理论哲学是理论智慧的最高体现。科学是从一个“始点”推出的必然体系，而这个据以推论的“始点”则不是科学所能把握的，而是由“努斯”所把握。有理论智慧的人不仅知道从“始点”推出的结论，而且确切地知道这个“始点”。可见，理论智慧作为“努斯”与科学的结合，必然是关于最终问题的居首位的科学。(亚里士多德，第174-175页)这是对形而上学的比较精确的定义。实践哲学则是关于人生的幸福和意义、政治的目的和意义以及什么是好的政治的思考。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区别做了这样的概括：“理论的思考以真理为目的，实践的思考以行为为目的。”(Aristotle，p.44)那么，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是什么关系？它们谁更根本？或者借用古希腊哲学家惯用的表述：谁是第一哲学？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表现出一种两难。 首先，在知识类型上即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强调实践智慧是关于特殊性的知识，甚至把特殊性与普遍性对立起来。他说，实践就是处理特殊的事情，“所以，不知晓普遍的人有时比知晓的人在实践上做得更好”(亚里士多德，第177页)。这是因为，普遍的知识会淹没特殊性。这里普遍的知识是指与实践知识相对的理论知识。但是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又明确说过，实践的知识需要一种更高的能力来指导它。(参见同上)这种更高的能力应当是指普遍的理论知识——这同他在知识分类时把普遍的知识(理论智慧)看做高级的知识是逻辑地关联在一起的。可见，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践智慧是对具体事务和特殊情境的直接判断，它与个体存在的特殊生活经验直接相关：在没有普遍知识指导的前提下，正是这种生活经验使个体存在具有一种特殊的直觉，能够对特殊的情景作出判断。这表明实践智慧具有与普遍性不相容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认为沉思的理论生活是最高的、最自由的实践。对此他并不是偶一说之，而是较为详尽地提出了七点论证，择其要：(1)实践是善的实现活动，沉思的生活是最高等的实现活动；(2)沉思给人以最大的快乐，是符合神性的生活，是最大的幸福；(3)沉思的生活是自足的生活，它不依赖于外在条件和他人的帮助，是自由的；(4)沉思是真正的属人的生活。(亚里士多德，第305-308页)这种论证是很充分的，但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把形而上学奉为第一哲学，认为沉思的理论哲学有三种形式，即数学、物理学和神学。如果说神就存在于它们所研究的事物中，那么形而上学就是探究神(第一原因)的神学，它是近神的。(Aristotle，p.155)可见，形而上学是理论哲学的最高形式，在此意义上，他称形而上学为第一哲学。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又认为，实践哲学(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是可以支配理论哲学的最高、最完整的知识。最高的善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大影响，而政治学作为实践哲学则是把握这种善的知识，因而政治学就是最权威的科学。政治学由于把握了最高的善，它的目的就包含了其他知识的目的，因而它能够规定城邦中的公民应当学习哪些知识，哪些知识应当由什么人来掌握。(亚里士多德，第5-6页)这些知识当然也包括理论知识。在这种意义上，实践哲学应当说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基础性哲学。当亚里士多德把沉思的理论生活归属为实践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时，他试图说明的即是这样一种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