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11-0014-09 有幸读到谢崛博士与我对话的文章《形而上学的迷惑》①（以下简称为“谢文”），启发良多。谢博士花了不少功夫来读我的几本书，并由此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这使我在感谢之余，也有了一种回应的义务。下面我就谢博士所提出的七个方面的质疑逐一回应，以就正于谢博士。 一、形而上学观 谢文一开始就批评我的思想中有很多偏颇和自相矛盾之处，“这表现在他的善恶观、自由观、认识观、反思观、信仰观、实用观、语言观等诸多问题上。这些问题看起来很多，但实际上都是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人的哲学观或形而上学观而展开的”。这样看来，谢文所提出的七个方面的问题（“信仰观和实用观”合并为一个）中，“形而上学观”是最核心的，所以首先要提出来讨论。那么，谢文如何提出问题呢？他说： 中国学术界在“是西方的形而上学强势，还是中国的形而上学强势”问题上颇多争议……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分清这样两个方面，即形而上学究竟只是认识论的问题还是既是认识论的问题，更是实践论的问题。如果是前者，那西方的形而上学无疑强势；而如果是后者，那中国的形而上学肯定强势。 我觉得，这样提出问题未免太简单化了，有点像幼儿园小朋友吵嘴：“你爸爸厉害还是我爸爸厉害？”我不太清楚谢文所谓的“强势”究竟是指什么，是更好、更有效？规模更庞大、更深刻？还是可以把对方包括进来？好像都不是。他说：“西方哲学在认识论上一向是占有优势的。”从这句话判断，应该是指西方人对认识论研究得比较多些。而“中国的哲人们很少乃至几乎无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探讨形而上学问题。相反，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了人的行为实践和社会关系上，而形而上学只是他们的本体依据”。从这里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西方形而上学在认识论上有强势或“优势”，而中国形而上学在实践论上有强势或“优势”；但是，我们无法从总体上比较两种形而上学的强势或优势，更不能得出谢文想要的结论，即“中国的形而上学肯定强势”，除非他设定“实践论比认识论优越”这一前提。但这一前提本身恰好是需要证明的。然而，他证明的不是实践论比认识论更优越，而是引用康德的观点说，“形而上学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信仰和实践的问题”。照这种理解，那么问题就不是中西形而上学哪个更“强势”，而是哪个更是形而上学。换言之，西方认识论的形而上学不是形而上学，只有中国实践论的形而上学才是形而上学。这种结论，恐怕连谢博士自己也无法认可。 更何况，谢文对西方哲学的这种理解也是不准确的。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就不是单纯的认识论，而且同时就是本体论（或存在论，ontology）；而“作为存在的存在”也不像谢文所讲的，“这种存在只能是‘神’”，甚至是“思想本身”，而是作为“第一实体”的“个别实体”，如“苏格拉底”或“这匹马”。② 由这种个别实体的存在到神（或“对思想的思想”）还有漫长的路程，而贯通这一路程的内在法则就是包含善和实践要素在内的目的论。其实，早在柏拉图那里，作为最高本体、最高存在的“善的理念”就是着眼于伦理学和实践哲学的了，而后来的康德实践哲学正是从他这里引申出来的。康德指出：“柏拉图最初是在一切实践的东西中，就是说，在一切以自由为依据的东西中，发现他的理念的，而自由本身则是从属于那些作为理性之一种特有产物的知识之下的。”③ 所以，不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后来的哲学家，决不是如谢文所断言的“完全忽视了它［形而上学］与作为实践个体的人的联系和人在形而上学体系中应有的地位”。谢博士以为，“在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中截止到黑格尔，唯有康德把形而上学和作为实践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由此看出，他对西方哲学史的确不太熟悉。④ 当然，与中国哲学相比，西方哲学在康德以前虽然不是完全忽视人的实践，但至少是把认识凌驾于实践之上的。这一传统从苏格拉底将美德归结到知识上来就已经开始了，并且经久不衰，直到康德提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为止。相反，中国哲学则是从道德实践的角度来探讨认识论的，但也决不是像谢文所说，“几乎无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探讨形而上学问题”。例如，张载讲，“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人谓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⑤ 这显然是从主客二分的角度来谈认识的。只不过张载对于这种“闻见之知”不是十分看重，他重视的是道德良知：“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⑥ 他深受老子的影响，将道家的直觉体悟与儒家的内心良知结合成了一种对天理天道的高级认识论。自孟子以来的良知说固然不是一种外部自然知识，但作为道德知识本身当然也是一种认识论，只是这种认识发源于人心中的道德体验，是在待人接物的日常道德实践中激发出来的。由此观之，中西形而上学的比较恐怕不能够像谢博士所做的那样，从西方抽出“认识论”，又从中国抽出“人的实践”，来做一种简单化的对比；更不能像他那样，认为讲认识论就一定会“陷入脱离人的实践那种无休无止的认识论的怪圈”，而诉之于“悟觉体悟”则必定会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其与现代理论物理学的深层吻合”而取得西方形而上学“望尘莫及”的“强势”。至少，这种断言的跳跃性过大，随意性和情绪性过强。我们应该做的毋宁是对中西形而上学进行一种结构模式的比较，即考察两种形而上学中各自的认识论和本体论、自然知识和道德（实践）知识之间的不同关系模式，并分析其成因。一般说来，中西形而上学在构成的成分上并没有根本的区别，都是既有认识论也有本体论，既有理论方面也有实践方面，区别只在于这些成分的构成模式（谁依赖于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