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11-0005-09 笔者在国外生活了二十余年，目前在研究康德及中西哲学比较方面的问题，并有幸拜读了邓晓芒教授在这方面的一些论著（包括《新批判主义》、《在张力中思索》、《儒家伦理新批判》、《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以及“晓芒学园”中的一些文章）。笔者对邓教授视野之开阔、思考之深广、表述之清晰敬佩的同时，也发现其思想中存有很多偏颇和自相矛盾之处。这表现在他的善恶观、自由观、认识观、反思观、信仰观、实用观、语言观等诸多问题上。这些问题看起来很多，但实际上都是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人的哲学观或形而上学观而展开的。笔者想借此机会发表自己的拙见，以求教于邓晓芒教授。 形而上学观 中国学术界在“是西方的形而上学强势，还是中国的形而上学强势”问题上颇多争议。这个问题看上去很容易回答（一般人都会认为西方的形而上学强势），其实并不然。但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如何看待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问题，所以需要作认真的思考。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分清这样两个方面，即形而上学究竟只是认识论的问题还是既是认识论的问题，更是实践论的问题。如果是前者，那西方的形而上学无疑强势；而如果是后者，那中国的形而上学肯定强势。 西方哲学在认识论上一向是占有优势的。它的主客二分的原始结构决定了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世界（包括自我）有着持之以恒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西方哲人的这种刨根问底和探求终极原因的趋向自然而然地就使他们进入到了形而上学的领域。从古希腊号称“第一哲学家”泰勒斯的“水”开始，经过毕达哥拉斯的“数”，一直到亚里士多德以集大成者的手笔对形而上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和论述。根据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就是对“实体”的研究，而实体就是“存在的存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存在只能是“神”，也可以叫做“不动的动者”，而“不动的动者”就是思想本身。因此，思想自己思想自己就成了“不动的动者”自我实现的方式。① 形而上学后来又经过近代哲学家斯宾诺莎、笛卡儿、莱布尼茨等人的发展，到康德和黑格尔重又对形而上学作了详尽系统的论述。黑格尔作为“最大的形而上学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把形而上学推向了极致。但是，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实体即主体，把宇宙看成是一个运动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他们的形而上学都只停留在对实体和宇宙的描述，完全忽视了它与作为实践个体的人的联系和人在形而上学体系中应有的地位。 在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中截止到黑格尔，唯有康德把形而上学和作为实践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康德之所以能如此，在于他认识到了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他证明了人的认识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因而无法认识形而上学的中心问题即本体，康德称其为“物自身”。所以，康德得出了著名论断：限制（或扬弃）知识，以便给信仰留出位置。这就使形而上学问题变成了信仰问题。康德又进一步从信仰中引出了自由的设准，从而与人的道德实践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鉴于西方哲学家自始至终都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形而上学的研究，如果康德是正确的话，即形而上学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信仰和实践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说，西方哲学在形而上学上并不强势。 中国的哲人们很少乃至几乎无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探讨形而上学问题。相反，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了人的行为实践和社会关系上，而形而上学只是他们的本体依据。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可以说是这一结合的最好范例。道家的情况比较特别，但更意味深长。老子“道”的概念不仅是人“无为”实践的形而上的根据，同时也是作为认识论的对象实体。但老子的认识论又不像西方人的认识论靠逻辑推理的方法，而是靠悟觉（或用康德的术语“智的直觉”）来直接体悟对象。这就使“道”比儒家形而上的“心性”、“天理”、“良知”等概念在认识论上略胜一筹，也更接近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的本体概念。但是，通过悟觉体悟到的本体，肯定比通过逻辑范畴及推理证明出来的本体来得容易和便捷。试比较一下，老子的《道德经》只用了“五千言”就把形而上学的本体活脱脱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而西方有关形而上学的论著却是连篇累牍，却仍然没有把形而上学问题说清。也许反对者（如邓教授）会说，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都缺乏对其理论的论证，其基本概念也都没有明确的定义，因而都具有“独断论”的味道。但问题是，如果儒道两家也像西方人那样用逻辑的方法来论证其理论，那儒道不也会像西方人那样陷入脱离人的实践那种无休无止的认识论的怪圈中去吗？如果本体概念本身就是不可言说的，那又何须要求一个明明白白的定义呢？不仅如此，那不但会出现中西不分的局面，而且儒道两家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以其独特的方式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成为其根深叶茂的一株。因为，就其目前的存在形式而言，儒道理论早已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成为中国哲学及文化的代名词。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乃至科学家（如李约瑟、玻尔、普利高津、卡普拉等）对中国文化特别是道家的理论发生兴趣，丝毫也没有被其所谓“独断论”的嫌疑所吓跑。恰恰相反，他们倒是对其深邃的洞察力和其与现代理论物理学的深层吻合惊叹不已。从这个意义上说，难道中国哲学不是在形而上学上更强势吗？如果本体不能被认识，而只能作为行为实践的根据的话，那中国人对这一道理的悟觉则是西方哲学家所无法比拟的。而老子对“道”作为宇宙本体的洞察，更是西方人所望尘莫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