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11－0048－07 迄今，关于自由的定义不下两百种。伯林哀叹：“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站得住脚的词。”① 话虽如此，他还是从积极与消极的角度给予解释。本文不是为有关自由的观念史记录再添附一个定义，而是透过剖析罗蒂的自由观来澄明自由观念。 一 自由：必然性还是可能性 在近代人脱离了笼罩在头顶的“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纱幕，“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② 然而，失去目的论规范和上帝眷顾的个人凭什么主宰自己的命运，如何确立个人作为世界尺度的自由本质，这一问题困扰着近代人。 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作为哲学研究的第一原理，因为“我思”是一种纯粹活动，由此“连怀疑派的任何一种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③。假如它有具体内容和对象，那它本身也是可疑的。人的认识也就只能反求诸己，“我思”便处于终极判断者的地位。因“我思”的绝对权威而获得的自主性，成为近代人自由观念的根本特点。④ 无论是康德诉诸意志自由的自律性，还是黑格尔以意志的辩证运动来论证自由，都没有走出笛卡尔论证自由的模式。 其中，黑格尔的论证最为精致：（1）意志最初是“纯无规定性或自我在自身中纯反思的要素”⑤，与此相应的是“否定的自由或理智所了解的自由”⑥。倘若它停留在纯粹理论上，会导致宗教方面的狂热；若转向现实，会导致政治上的破坏一切现存秩序的狂热和恐怖，如法国大革命。（2）意志从无差别的无规定性过渡到区分、规定，自己给自己设定内容和对象。在此，自由不再是抽象的否定性，而被赋予了特殊的内容。（3）“经过在自身中的反思而返回到普遍性的特殊性”⑦，这是意志的自我规定。意志在反思的必然性赋予其种种目的以内在的普遍性，而自由也成为自为地存在，“当自由希求自由时，只有这时意志才是真正的意志”⑧。 祁克果不同意以个人自主来证明自由的理性分析方法，而转向生存分析方法，即以人的生存为焦点，关注个人生存体验与自由之间的关系。⑨ 正是从祁克果开始，“存在的普遍问题转移到了人的此在的问题，被视为其真正问题的，不是这种此在是什么，而是这种此在根本上在此。”⑩ 祁克果提出，自由就是紧紧抓住可能性，而不是停留在必然性上。广阔无垠的宇宙向人类展开了无限的可能性。实际上，以必然性来明成自由只是选择了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而遮蔽了生活世界本身的无限可能性，从而陷入自由悖论：自由地选择不自由。人无法逃离时空界限进入永恒可能性，这构成了个人生存的基本困境。如此，个人就无法拥有自主性自由，无法从人的本质出发来构筑个人自由。无条件的自由是不可能的。(11) 不过，祁克果认为，我们应该把视野转向上帝，向上帝发出呼告，让全能的上帝来抚平个人。只有意识到个人的非自由状态，转而信靠上帝，在这一时刻才能既领受上帝的恩赐，又紧紧抓住由于个人选择所遮蔽的永恒可能性。上帝把个人因选择而失去的永恒可能性，又抛给个人，从而赋予其自由。这样，自由就不是自主性的，而是接受性(12)；不是个人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从“罪感和无依无靠的自主中的解放”(13)。上帝与个人之间如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教师的责任是为学生敞开人生道路的可能性，而学生即便自主选择，却走不开教师的视野，每每遭受挫折，教师都能再为他提供新的可能性。(14) 自由就是要紧紧抓住上帝抛给人类的永恒可能性。 二 自由就是承认偶然 在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罗蒂提出迥异于以必然性或可能性为基础的第三种证明方式，即以偶然性来证明自由，自由就是承认偶然。他的基本思路是，（1）大前提：语言是偶然的，（2）小前提：自我是由语汇的使用创造出来的，（3）结论：自我也是偶然的。如果语言和自我都是偶然的，那么自由就不是对必然性认识，而是承认偶然。可见，对语言的偶然性论证在整个论证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第一，语言的偶然（the contingence of language）。罗蒂认为，语言是人们应付世界的工具，不是反映或再现世界的媒介。人借助于语言与世界打交道：世界无言，只有人才言说。语言开启了世界，使之成为切己的存在。唯有当我们用一个程式设计了自己之后，世界才引发或促使（cause）我们持有信念。(15) 语言与世界之间是一种相互构成、彼此维持的生存论关系。人们应用某种语汇与世界打交道纯属偶然，只要便于人们描述和理解世界即可。 从历史社会学途径（historico-sociolgical study）也可以说明语言的偶然性。罗蒂认为，法国大革命带来的震撼是，社会关系的全部语汇以及社会制度的整个谱系，几乎在一夜之间被取代。诸如自由、平等、博爱等语汇把人们带入新语言游戏，为其装备应付世界的新工具，而诸如阶级、等级、上帝等语汇则退隐幕后。所以，语言是被创造的，而不是被发现的！(16) 创造语言皆由机缘，只是碰巧遇到比较适于当前描述与应付世界的方式罢了。罗蒂深受戴维森影响，提出不断打破常规，尝试新隐喻是创造新语言游戏的基本方式。戴维森认为，隐喻仅关乎语词的运用而与词语的含义无关，“隐喻是通过语词和语句的富有想象力的运用而造就出的某种东西。”(17) 隐喻如同我们在会话过程中所扮的鬼脸、打的手势，抑或文章中的斜体字、插图等，它的效用就是提醒人们注意。隐喻不循常规，亦不可转述，它是个人创造的有效工具，“来自于逻辑空间之外的声音……它是改变人们的语言和生活的一种号召，而不是关于如何加以综合的一种建议。”(18) 语言以及文化的历史，如同珊瑚礁：旧的隐喻不断死去，变成本义（literalness），成为新隐喻得以形成的基座，“隐喻——本义——新的隐喻”，循环往复，不可穷竭。(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