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阿伦特对于康德美学的政治学解读是原创性的，当伽达默尔认为康德将“共通感”（Gemeinsinn,sensus communis）先验化因而剥落了这一概念在人文主义传统中原有的政治性时①，当施特劳斯等政治哲学家只在《判断力批判》中看到康德论政治的一段话时②，阿伦特在审美判断中觉察出一部未成文的政治哲学，的确显示出非凡的洞察力。而这种洞察也不是“审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症候剖析，而是在公共领域的理论坐标系中对康德美学的政治哲学重构。这一思想努力便展现于其遗著《康德政治哲学讲义》（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这部著作对于康德研究无疑是开拓性的，但也不能不指出，阿伦特对康德美学的洞见之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盲视。简单地指出盲视，是迂腐而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盲视，就不存在创造性的重构。然而，指出关键的盲视，却是标示这种盲视的重构的路向，同时也就标示出某种“不盲视”的重构的路向。 前理解 公共领域是阿伦特重构康德美学的理论指向。在她看来，公共领域的沉沦导致了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灾难。而极权主义的哲学基因则由这样一对双螺旋构成：一方面是人的自然性在社会领域的泛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市民社会的形成，“经济人理性”成为社会建构的规范性原则，从而，私人的自然性欲求置换了公民的政治性人格，社会成为私人的简单总和（即大卫·李斯曼所谓的“孤独的人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界限的湮灭，预示着生活世界的公共性难以为继，并被纯粹的私人领域因素（血缘、种族等等）所取代。也就是说，西方现代性的去政治化的倾向已播下了极权主义的种子。另一方面，公共领域的沦陷，使国家权力与私人领域之间丧失了一种缓冲性或调节性的中间地带，国家权力可以在某种目的论之下，直接以某种“历史法则”或“生命法则”对社会领域加以同一化的全面宰制。而这一点则指向那种意图建构某种抽象法则的总体性哲学③。 由是之故，阿伦特要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复兴公共领域，也就意味着要把自然性与总体性驱逐出政治领域。因而，在她看来，将人类活动析分为劳动（labour）、制作（work）与行动（action）三种类型，便是出于十分迫切的分类学需要。因为劳动只是为了满足自然需求，所以，由劳动的逻各斯建构的政治哲学只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原则的激进阐释；当它以征服自然的方式来指导政治实践，便导向暴力革命，从而也埋藏着极权主义的种子。而制作则指涉着某种有目的的技艺，其价值基准乃是有用性或工具性。虽然这有别于政治统治的形式，但也贬损了政治行动之自发性、开创性的内在价值。同时，由于制作的运作范畴必定是“手段－目的”，以制作为原则的政治实践还徘徊着目的论或工具论的幽灵。所以，只有行动才能是唯一具有政治性的人类活动，而真正的政治领域只能在行动中展开。 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阿伦特的确取道于现象学与存在论，“回到现象本身”的现象学口号成为其政治思辨的路标④。在她看来，行动的原初属性乃是一种自我显现，然而，显现的过程如果没有旁观者的在场也无以成立。所以，显现本身便意味着自我与他者共在的共同生活，而政治实践便是这一场域中的人的行动。同时，如果没有语言的参与，行动也将丧失其自我显现的特性。所以，“无言的行动将不再是行动，因为那将不存在行动者。行动者，即行动的施为者，只有在他是言说者的同时，才成为可能。”⑤ 这就是说，行动者是在行动和语言中自我显现。因而，主体的行动，就像史诗中的英雄事迹，只有在叙事者、亦即他者的判断、领悟和讲叙之后，才获得自身的意义（克里斯蒂瓦据此阐释出阿伦特的“叙事政治学”⑥）。从而，主体只有在主体间性的关系网络中才能真正地行动，个人性只有在多元性的政治空间中才得以建立。而政治行动只有在这种“显象的空间”中才成为可能——希腊城邦作为一种“政府形式”，建构出这种“显象的空间”，但并非每一个共同体都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的——“在这种显象的空间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即便不是行动的直接产物，都被定义为是政治的。而仍外在于这一空间的，比如野蛮帝国的伟大事功，兴许不可磨灭，值得一书，但严格说来，那不是政治的。”⑦ 所以，关键在于由主体间性建构出来的言说空间，在其中，旁观者甚至比行动者更具优位性。这就是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的基本架构。 这种前理解确乎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在静观美学的层面上形成了“共鸣性文本”。首先，美的鉴赏者与公共事件的评判者，都保持着旁观者的姿态。其次，美的现象作为独特的现象，正同构于政治事件（行动）的独特性；而审美不具有普遍的法规，也契合于阿伦特对“历史法则”的否弃。第三，康德将“共通感”建构为鉴赏判断的先验原则，从而，“鉴赏判断必须不被看作自私的”，相反地，“必然被看作是复多性的”⑧，这与阿伦特所瞩意的多元性也同气相求。所以，阿伦特认为发掘康德政治哲学的最佳途径乃是《判断力批判》中第一部分，即“审美判断力批判”⑨。 剧场隐喻一 但阿伦特援用康德，绝不仅仅因为这些相契之处。《康德政治哲学讲义》作为康德未成文的政治哲学之重构，其意图在于加固这样一个公共领域建构的三段论：政治性只有在行动中显现，而行动只有在旁观者那里才获得意义，所以，在政治空间的建构中，旁观者优位于行动者。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激活行动的政治性，事实上意在赋予并抬高判断（观察）的政治性，所以康德有关审美判断的段落，便成为阿伦特式公共领域的助产士。而这一理论意图的展开，其决定性的步骤，则依赖于一种剧场隐喻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