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论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三次大的论战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论争。以往,由于种种原因,对这次论战的评价,更多的是从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加以否定。以致使后人对这次论争的意义缺乏全面、辩证的理解。我认为,对这次论战的评价及其意义的认识,既不能偏执于某一侧面,又不能用理想化的尺度去评判,而必须从20世纪20年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大背景和中国社会当时的时空条件出发,从参与论战双方的主观态度和客观效果等方面作出全面的分析与甄别。这样,既可以窥见胡适等实用主义者提出问题的意义及其失足之处,又可以了解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贡献及其局限性。更为重要的是,此次论战在中国现代史上,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此是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完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永恒命题。 A 20年代末,随着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应革命时势的需要而传入中国。李大钊、陈独秀等作为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利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有意识地谈论、宣传马克思主义。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干将,应邀为之送上了几篇短篇小说之类的译稿。然而,随着《每周评论》谈论现实问题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深入,胡适心里就产生了某种不快。因为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应当暂时撇开现实政治问题,致力于研究和解决关于中国社会的知识、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以便为新中国的建设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但是到了1919年6月,在陈独秀被捕, 李大钊外出度假而由胡适接办《每周评论》时,胡适面对国内政治界和思想界出现的新情况,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留美期间培养的政治兴趣故态复萌了,于是便写了一篇题目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8号上。在这里,他采用了“谈政治”的形式来宣传自己的理论主张。这就拉开了“问题与主义”论战的惟幕。这篇被胡适称之为“我的政论的导言”的文章,大致有以下一些主要观点: 第一,主义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而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容易的事,不仅没有什么用处,而且是很危险的。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第三,谈主义与研究问题的关系。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是“畏难求易”,虽然“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但应当“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第四,关于目前中国社会应“赶紧解决的问题”。诸如“从人力车夫的生计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如此等等,都是火紧眉毛的紧急问题。” 此文发表后,首先予以批评的是蓝志先。他在《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胡适“太注重了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紧接着李大钊写了著名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适的意见作了全面的驳斥。其中既阐明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又直言“我们的主义”指“布尔什维克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既要“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又要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求得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针对李大钊的意见,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文中有修正,有补充,也有争辩。在“三论”中,胡适首先说明,李大钊拥护的主义,“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如此所说的‘主义’我并不轻视”;紧接着则驳斥了李大钊所说的“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地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那段话,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义论”,体现了“目的热”和“方法盲”的大毛病。为此,胡适还提出了打破“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的意见。 B 如果不是局限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就事论事,也不是沉湎于“是与否”的两值思维逻辑来作非此即彼的判断,那么就会看到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和政治形势相适应,胡适在这次论战中的思想言行也呈现出扑朔迷离的状态。即其言行既有错误,在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而尽管其政治思想中消极的东西逐渐抬头,但毕竟仍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后期新文化运动的盟友。特别是提出了不能空谈主义,而要对主义抱“历史的态度”,实际上已内涵“宣传主义不能脱离实际”的重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