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扭转乾坤的重要意义。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上海发起组。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的过程和特点看，上海发起组得到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的帮助，上海发起组拟定了党纲和《中国共产党宣言》，建立了党的组织机构，创办了党的机关刊物，领导了中国工人运动，已经初具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因此可以说—— 上海发起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需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人民，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根据中国社会历史状况和政治运动发展的需要开始提出、商讨和酝酿建党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后，14个帝国主义国家包围苏联，妄图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列宁提出在东方的中国、日本、印度尽快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共产党。 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促使了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的声势与规模经由苏联海参威传递至第三国际，引起了列宁的极大关注。 1920年春，第三国际东方局派维经斯基（吴廷康）一行5人来华。 其成员有维经斯夫人库兹涅佐娃、助手兼秘书马迈也夫及夫人马迈也娃、翻译杨明斋（旅俄华侨）。 维经斯基一行随苏联大使尤林来华后，通过苏联大使馆找到北大俄文专修馆的俄籍教授鲍烈维和伊文，再由鲍烈维和伊文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引荐下，维经斯基一行转赴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将当时在上海较有影响的《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一并向维经斯基作了介绍。 维经斯基在上海经过两个多月的考察，认为中国组建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希望陈独秀、李汉俊等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设想将《新青年》、《星期评论》及《时事新报》三刊结合，成立“新中国革命同盟”，由刊物主持人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称“中国社会党”。在讨论党纲草案时，维经斯基建议加上“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一规定吓跑了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张东荪、亦令与国民党断绝不了关系的戴季陶裹足不前。在历史的浪尖上，张东荪、戴季陶退却了。 1920年6月至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上海发起组的成员有：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陈公博、李达、邵力子、陈望道、俞秀松、李震瀛、沈雁冰、周佛海、施存统、李启汉、沈玄庐、沈泽民等十余人。 上海发起组草拟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李汉俊受会议委托，将草拟的党纲写在2张8行的格纸上。维经斯基、陈独秀参与了起草。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1 〕施存统回忆党纲的内容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2〕与前基本一致。 这个党纲是幼稚的，不完整的，甚至带有浓厚的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和色彩，因为中国共产党尚在襁褓之中，当时参与草拟的陈独秀、李汉俊尚未见过苏共党章，仅仅根据手头有限的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草拟而成，但这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数月，陈独秀与李汉俊约在1921年2 月分别在广州与上海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陈独秀拟定的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李汉俊拟定的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地方分权制，陈、李意见相左，导致关系不和，但中国共产党毕竟产生了第一个党章。 上海发起组决议推陈独秀为党的书记，建全了党的组织。陈独秀担任党的书记至1920年11月。这年11月，陈独秀应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约至广州任革命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兼大学预科校长。党的书记一职，交由李汉俊代理，至次年3月陈、李不和为止。李汉俊将党的名册、 文件交李达，由李达代理书记。在此期间，包惠僧受李汉俊委托，至广州向陈独秀转达了上海发起组的意见：一是希望陈独秀返沪主持党的工作；二是陈不返沪，即将党迁至广州。陈独秀因故未能及时返沪，也不同意将党迁至政治形势复杂、地理位置又偏僻的广州，直至1921年9月， 陈独秀才由粤返沪。尽管如此，在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前， 上海发起组的组织应当说是建全的。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由维经斯基提供经费，《新青年》从8卷1号起开始公开发行，成为党的机关刊物，仍由陈独秀主编，主要讨论社会主义问题。1920年11月7日创办《共产党》月刊作为党的机关刊物， 由李达主编，主要讨论社会革命。《共产党》月刊发表了许多介绍第三国际、苏俄革命及各国工人运动的文章。1920年冬，维经斯基回国，刊物的经费发生困难，《共产党》月刊出版了2期，至年底停刊。次年复出， 共7期。这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两个机关刊物。 这两个机关刊物在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除进行宣传工作外，还进行了工运工作。卓有成效的是在杨树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工人自己的组织——机器工会。此外，还在小沙渡路筹组了纺织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