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乔木同志认为，我们建国三十多年来（就当时起草《历史决议》的时限而言）的历史教训，最重要的是“文革”这一段，因此要注意着力研究，否则对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就变成了一种空洞的议论。然而，这种研究是很不容易的。一般地说，这要与我们的感情发生矛盾。研究者难免要带有对这场巨大灾难的愤怒情绪。但是，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我们不能象法国的著名作家雨果那样，尽管在他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作品里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却并没有把那一段历史解释清楚。而马克思则不同，他以广阔的视野、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写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这部历史名著，对这段历史作了科学的解释。乔木同志认为，写“文化大革命”史甚至比写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还难。但是我们要知难而进〔1〕。 以下讲几点教训。第一是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问题。 乔木同志指出，这是涉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根本问题。他认为我们自己亲手建立起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并不等于对它有充分的了解。实际上有许多问题我们还没有认识，有些已经认识了，不一定能够永远正确地认识它，可能随后又发生错误的认识〔2〕。 我们知道，对于社会主义建立后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要以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毛主席曾多次论述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是毛主席的重大贡献。但是到反右派斗争以后，他的这些认识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估计中，阶级斗争不是愈来愈缩小，而是愈来愈扩大。阶级斗争逐步取代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和党的工作中心。到“文革”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是用阶级斗争取代一切、冲击一切了。乔木同志说，按照那个“理论”，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能安定，生产也不能发展，因为它不断地产生阶级、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又总是占主导地位，而且这种阶级斗争只能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来解决，每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这样的大解决。这么一个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简直不如资本主义。人类社会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必然要经历这么一个阶段，那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希望？这把马克思主义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怎么能说是科学的理论呢〔3〕？ “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实践充分证明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不是在巩固社会主义，而是在毁坏社会主义，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搞得混乱不堪，不成样子（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如此）。乔木同志认为，这是完全违反历史前进的方向的，是违反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它不是排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是制造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它本身就是障碍（它所掀起的社会动乱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4〕。 而离开了发展生产力，就离开了革命的目的，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理。这就是“四人帮”所鼓吹的他们宁愿要的那种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决不能要这种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果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没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一切都谈不到。“富则修”是对社会主义的丑化，是对社会进步丧失信心的说法。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民生活的共同富裕，这只能主要靠发展生产力来达到，只能逐步地达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过程中必然要有合理的社会差别，害怕和取消这种差别不是社会主义的实现，而是社会主义的灭亡〔5〕。 乔木同志的这些论述很有锋芒，又十分深刻。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既不能用阶级斗争来取代、冲击经济建设的主导地位，也不能用对某种社会主义空想目标的盲目追求来代替着重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实际努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6〕 第二是经济建设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要围绕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改革的问题。 乔木同志认为，1957年以后二十年，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对于经济领域的口号，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很明显，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的‘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的人为障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7〕 乔木同志认为，1958年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人民公社也讲‘商’，实际上强调自给自足，从而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民公社的供给制试验虽然失败，分配上的接近平均仍然被当作基本信条。工业企业的生产结构和服务结构，也有程度不同的自给自足的倾向。后来中央实行权力下放后，对省一级地区也强调形成比较独立和成套的经济体系。同时，企业虽然实行了等级工资制，但对物质利益原则在思想上一直采取抵制态度〔8〕。 “文革”的极左更是使企业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劳动生产率锐减，人力物力浪费严重。结果是哪个地方“革命”抓得厉害，哪个地方的生产就下降得厉害。 “文革”及其以前“左”倾错误在经济建设方面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它自身固有的规律。乔木同志认为，不承认或者实际上不承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以为社会意志、政府意志、长官意志就是经济规律，以为经济规律可以按照政治需要而改变，以为这就是政治统帅经济，那是根本错误的，那只能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9〕。 “文革”中反复地引用列宁的话说“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完全是断章取义。列宁说的是首先要取得政权和保住政权，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是首位。不能把这个意思绝对化、普遍化。恩格斯多次讲过，政治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政治挂帅不能保证不给经济造成损害。“文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种损害的巨大。既然要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那就不能提出政治挂帅，政治挂帅不能正确地表达政治跟经济的关系〔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