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海外华侨有800多万，其中粤籍侨胞600多万，80%以上散居在南洋（东南亚）各地。华侨具有爱国的光荣传统，在抗战期间，南洋华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祖国的抗战，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组织抗日救国团体 1937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发生，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海外侨胞受到极大的震动。广大侨胞为了支援祖国抗战，纷纷组织救国团体，截1940年底，海外华侨共组织救国团体919个，其中南洋各地就达到703个。 〔1〕 最先行动起来组织救亡团体的是新加坡华侨。“八·一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新加坡华侨便召开侨民大会，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并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大会宣布其“目的专在筹款，而筹款要在多量及持久”。〔2〕这是南洋地区第一个抗日救国团体。新加坡华侨的爱国行动， 很快得到南洋各地华侨的响应，纷纷成立如“妇慰会”、“救灾会”、“慈善会”、“后援会”等救亡团体。 1938年10月10日，来自南洋各地的45个华侨团体的代表164人， 聚集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3 〕大会一致通过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选举陈嘉庚为总会主席，庄西言和菲律宾华侨领袖李清泉为副主席，在新加坡设立总会办事处。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广大爱国侨胞：“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吾人今后宜更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4 〕“南侨总会”是继“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欧抗联”）之后，成立的又一个跨国跨地区的华侨抗日救国组织。“南侨总会”把分散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侨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团结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打破帮派及地域界限，使南洋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各救国团体成立后，便积极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鼓动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向华侨灌输抗战思想。通过演讲会、报告会等控诉日寇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激发华侨对日寇屠杀同胞的深仇大恨，为发动华侨捐款献物支援祖国抗战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二、捐款献物，支援抗战 “七·七”事变后，南洋各地华侨团体纷纷组织捐款献物活动，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 华侨捐款的主要形式有常月捐、节约捐等。在“新加坡筹赈会”成立大会上，陈嘉庚带头认常月捐至战争结束，每月捐献2000元国币。以后在“南侨总会”的倡议和组织下，“对祖国战区难民之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未曾有，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5〕如吉隆坡侨商陈永， 一周内便捐款50万元国币，〔6〕马尼拉华侨小学生杜新桥， 尽其所有买了26比索价值的面包送交给马尼拉华侨妇女救亡协会总部，要求将面包送给祖国抗日将士。妇救会为杜新桥的爱国行为所感动，又将面包义卖，一位低收入的店员拿出所有积蓄买了一个面包，以表示自己的爱国心意。〔7 〕华侨中此类感人事迹举不胜举。各地华侨掀起了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团体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的捐款比赛，受到各界好评。当时的《华侨动员》杂志第19期上刊发了署名其昭的文章《南洋华侨推行常月捐之过去与现在》，高度评价了华侨捐款对祖国抗战的重要贡献。 南洋华侨还开展了节约捐献运动，“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制定了《菲律宾华侨在国难期中实行节约规则十一条》，得到各地侨胞的热烈响应。宋庆龄在香港倡导的“一碗饭运动”，也在南洋华侨中普遍地开展起来。 由于侨胞踊跃捐款， 大大缓和了国内抗战经费不足的问题。 以1939年为例，南洋侨胞的捐款数额约相当于当年战费的20%。在抗战的头四年，南洋华侨筹交中国政府的捐款，总数约值4亿元国币。〔8〕 抗战期间，侨汇也是为数很大的一项支援。华侨汇款回国，在个人方面，是侨眷生活的重要来源。对国家来说，对于补充军费、抵偿外汇逆差，都大有裨益。抗战前，南洋华侨每月往国内汇款为3亿元。 抗战爆发后，每月增至11亿元，这对抗战的财政是莫大的帮助。 在物力方面的支援，其数目亦相当可观。南洋华侨捐献给祖国的医药，仅奎宁一项，价值就达250万元之多。其他如救伤袋， “妇慰会”菲律宾分会一处便捐了10万个。募捐冬衣，“南侨总会”即承担了50万件的任务，实际完成700余万件。〔9〕 一些爱国华侨，为了加强祖国经济建设，支援抗战，还在国内大量投资。如印尼华侨领袖陈守明1939年回国赴西南地区考察，在成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西南财资之雄厚，自然条件之优秀，实为支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基础”。他慷慨表示：“今后开发内地，尤愿踊跃投资”。〔10〕爱国华侨投资的重点从东南沿海地区转向西南大后方，这是华侨投资在抗战时期的一大显著特点。据统计，抗战期间，华侨投资西南地区的金额约达250万美元。〔11〕投资范围遍及农、工、商、 金融等各个行业。 为了削弱日本侵略者的后方基础，南洋华侨还开展了深入、持久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南洋，抵制日货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华侨的商业活动从繁华的大城市直到偏僻的山村，形成了一张星罗棋布的商业网。为了应付华侨抵制日货运动，日伪汉奸采取改头换面的卑劣手段，将日货充当国货出售，或批发给外商转手买卖。1940年，日货销售有所上升，如4月份日货输入马来亚达141万元坡元，而3月份则为129万元坡币。经营日货者多为西方欧美商人、犹太商人及印度商人。〔12〕为了坚持抵制日货，有些地方的华侨成立专门的“抵货会”，青年铁血团等，秘密行动制裁奸商。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给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以沉重打击，“从前生意兴隆的日本商店，现在都门可罗雀，一落千丈了”。〔13〕日本对南洋的贸易战前历年都是顺差，战后很快转为逆差。〔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