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尔奈(Janos Kornai)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体系，分别有其自洽的逻辑，也是完全敌对的逻辑。资本主义的关键是其经济抉择来自基于供求规律的市场价格信号，由此而达到资源的最合理配置。对科尔奈来说，资本主义的这个特点和私有产权是不可分割的：正是私有产权，相对于国家所有制度，才会导致市场经济的“硬预算约束”而不是官僚经营制度下的“软预算约束”。与此不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济抉择，不是来自市场信号而来自官僚抉择，因此造成极其不合理的资源配置。为此，社会主义经济下会呈现惯常性的“短缺”，这是因为其物品生产并不考虑消费者真正的需求。需要的物品经常短缺，而不需要的则可能过分充裕。对科尔奈来说，两种制度分别遵循其独有的逻辑；两者的混合只可能导致高额的“不协调成本”。(Kornai，1992：尤见第11、15章) 科尔奈的观点影响极其强大，不仅在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西方，在放弃了计划经济和接受了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原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科尔奈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影响是如此之强大，它们在改革时期的中国几乎达到了一种霸权话语的程度，在经济学领域特别明显，但也可见于其它社会科学(黄宗智，2010a)。作为一种霸权话语，它包含的不仅是一种范式，也是作为理论建构基础、被认作不言自明的基本前提和信念。要说明不同的现实和逻辑需要经过一番特殊的努力。 本文将提出，重庆市(2009年人口3300万，其中2300万农民[《重庆统计年鉴》，2010：59])的发展经验，代表的是一个不同的“模式”，验证了一种既不是市场资本主义也不是计划社会主义经济的，而是经过两者部分特征之重新组合的新颖的可能。它的来源不是任何现存理论体系，而更多的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实践中的创新。它是一个仍然在形成过程中的工程，而本文也同样，因为它只来自对该试验的初步总结和认识。之所以在这里发表主要是为了邀请其他学者来和作者一起思考重庆经验的重要含义；它说不定会成为中国转向的前驱。 简单言之，重庆的领导一方面展示敏锐而实用的市场经营才能，另一方面则展示深层的社会公平决心。他们使用初步被概括为“第三只手”的做法，其依据是“第三财政”。他们的经验提出，科尔奈关于计划经济“短缺”弱点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科尔奈认为唯有私有产权下的公司才可能利用市场信号的看法，则是错误的。重庆依赖的是国有的企业公司，以及它们的市场收益和增值，来为社会公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财政。它证实，国有公司可以根据市场信号和动力来运作，而其目的可以不是私家利润而是公共效益。本文简单总结主要经验证据以及它们所阐明的道理，并将从最普通的经验开始，逐步进入其特殊、反直觉的方方面面。 一、重庆的“龙头企业” 在极力招商引资方面，重庆的行为和其它地方政府性质基本一致，虽然也许更具想象力，也更成功。2010年年中以来有许多关于重庆与国内外企业达成醒目的协议的媒体报道，涉及多家公司。这里将集中于四个较关键的(赖以带动发展的)“龙头企业”：美国的惠普(Hewlett Packard)公司，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公司；台湾地区的富士康(Foxconn)，全球最大的电子零部件公司，是制造苹果iPod、iPad、iPhone的公司；德国的巴斯夫(BASF)公司，全球最大的化工产业公司；以及长安汽车公司——中国第四大汽车公司，包含和美国福特(Ford)公司合资的长安福特公司。它们分别代表重庆的主要不同经济部门，包括在源自国民党政府抗战期间迁都重庆之后兴起的(普通)武器产业基础上建立的汽车产业，与天然气相关的化工产业，以及最新的信息产业。 与惠普的协议，源自重庆发展战略的关键人物黄奇帆，他之前曾任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等职，2001年任重庆市副市长，2009年以来任市长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解读重庆模式》，2009)。①2008年，黄奇帆率团访问惠普公司总部，提议惠普投资重庆。他指出，在金融海啸之下，全球笔记本电脑销售量仍然持续上升，今后几年可以预期更大的市场需求(可能从当前的1.6亿台达到3亿台)。他邀请惠普把相应新需求的生产设于重庆。 但是，据说，惠普的领导人指出，惠普迄今只投资于中国东部沿海，采用的主要是进口零部件后加工而后出口的“两头在外”模式，这也是当时中国出口加工贸易普遍的做法。惠普如果投资重庆，等于在两头都要加上2000公里的运输，其物流费用实在不可考虑。 对此，黄奇帆的答案是，他设想的是另一种模式，零部件将就地生产，乃是“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新模式。惠普如果能够下一个2000万台笔记本的订单，他就能够组织其余。 对此，台湾地区的巨型零部件富士康公司乃是关键。黄因此再去了富士康的台湾总部，以惠普的订单为引诱，说服他们在重庆的新信息产业园区建立生产基地，于2009年8月8日签订协议(黄奇帆，2010a；亦见2010d)。据黄奇帆说，惠普将投资50亿美元，而相关的零部件生产投资将达到500亿美元。显然，整套交易的关键是黄奇帆所促成的惠普和富士康的协议。(同上；亦见黄奇帆，2010e) 这里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设立简化的高效率出口程序。货物只须在重庆的保税区一次性报批、审检、过关，便可以直接通过深圳盐田港出口，节省了重复手续的高额成本。实际上，能够比从上海出口快两天到达欧洲市场。(黄奇帆，2010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