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转型和参与全球化并非中国独有，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中国却有很多特殊、别国不突出的地方，这可以称之为巨大的成绩与巨大的问题赛跑。比如，GDP的年均增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资源环境的恶化速度却逐年突出，石油和水、耕地的短缺自不必说，污染和生态失衡也很尖锐[1]；政府调控经济的结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官员利用权力腐败也成为屡禁不止的顽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年收入达到3800美元，但贫富差距加剧的速度也是世界第一；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发动机，同时面对相比各国最多的贸易摩擦和制裁。总体上看，中国转型和参与全球化的特点是，正反两面进展迅速且呈现巨大反差，别国无法比拟；成绩的积累暂时还没有被问题的积累压倒，但也露出端倪。国外的学者和官员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由此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不断地遭到质疑就是例证。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无论这类解释内含多少矛盾，人们有多少不同认识，但它们都以转型和参与全球化为主题，都力图反映人们对转型规律的认知，各自都有存在的价值。所以，评价转型的成果，不能片面理解实际，在理论模式的借鉴上亦不应该厚此薄彼。关键是要找到这些现象的背后原因，它们各自的演化路径，进而用创新的思维和政策措施来谋求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变革模式和制度安排，抑制和扭转巨大问题的增长，使成绩在被世人接受的情况下发扬光大。 一 无论北京共识，还是华盛顿共识都是对转型和发展过程的总结。问题在于，各自的出发点和分析思路是什么，分析的要素是否不完全或者遗漏主要方面。概括地说，当今学者评价各国尤其是中国转型的成果，总离不开实物（物质）产出、体制、价值观念、发展阶段这4个方面。 首先，实物产出是经济实力的物质体现。微观层面上的指标有创新产品、GDP和利润、投入产出比等。宏观层面上的绩效组成比较复杂，应当包含反映新兴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和经济结构优化、资源环境友好、区域发展协调的指标等等，否则不能为实物产出增加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提供支持。中国的实物产出主要通过GDP总量尤其连年增量（就像美国在“新经济”时期超过120个月的连续增长）、对外贸易年增长率、在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过程中通过引进FDI数量、在世界制造业（贸易产品中的大部分为制造业产品）中的地位的上升幅度等，体现出来。当然，这里暂时排除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问题，对资源环境和区域协调等涉及可持续方面也没有足够重视。但仍然可以看出，就宏观经济的总体而言，若是没有实物产出的提高，奢谈改革成果毫无意义，谁都不会信服。 其次，体制方面。体制变革带来的活力支撑着自转型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其实质在于创造一个连续不断的“激励机制”（过去至今所奉行的激励机制的作用，是否现在有所衰减，容后面讨论）。这种“软实力”变迁的历史意义已被索洛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Solow,1957)[2]和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North,2004)[3]等观点所证明。产权制度改革虽然并非聚焦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是在旧体制边缘，发展起来的民营及三资企业已经成为经济中活力主体；产权流转、收益权和配置权改革也已经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体制变革是从农村分配开始的，发展到今天凭借要素和所作贡献，以及资本收入三分天下各有其一；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本包括知识产权都取得人格化形态，并有法律加以确认；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虽然前者仍然有控制后者的偏好，常常越俎代庖并运用权力获得“租金”。但是，在双方不断博弈过程中，企业作为经营主体和分配主体的权利毕竟得到落实。凡此这些都为微观绩效的提高提供了制度担保。 第三，价值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价值观念属于上层建筑。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虽然滞后于生产力和体制（生产关系）的变化，但它会对前二者施以巨大的反作用。随着短缺局面缓解，温饱成为历史，资源的市场配置代替计划配置，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着变化：第一，开始关注权利。这个权利主要指作为“公民”应当享有，不是“开明”领导人赐予的。它包括参与权、知情权、话语权和对公共事物的部分决策权；第二，把“冒险”和“投机”看成普适并决定自己前途的价值观。因为冒险和投机都扩大了个人活动的边界，客观上也促成社会生活多元化和经济繁荣；第三，强调微观利益。改革打破了过去虚幻的集体主义利益（单纯强调集体利益导致多数人受穷的结局），个人能力当然还有“关系”，成为利益获得的基本途径。利益与个人“素质”的紧密挂钩，使提高素质获得了基本动力；第四，由于物质利益优先并且看得见摸得着，所以人们早先崇信以物质为基础的实用主义。后来，由于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开始强调参与和尊严等“软”价值。这体现经济先行的改革历程向社会多角度和现代化变迁演进。 第四，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是和发展阶段（生产关系可以“革命”，生产力却只能循序渐进）的提升同时发生的。二者的相互关系表现在：第一，转型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和二者互相促进。发展必须开放，转型才能获得世界认同并给发展提供不竭动能；第二，工业化和城镇化本来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面对的共同问题。因为工业导致产品和物流增加，城镇又使人口和交易增加，二者本来就相辅相成。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已经结束；我国至今方兴未艾。它们都可以视为推行转型政策的成果：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企业中找到就业渠道，放松户籍管理使他们变成城镇人口。由此城镇和工业创造的价值在GDP总量中的比重亦有大幅度提升；第三，在经济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转型因素（比如人员流动和利用外资）的影响：服务业接近GDP总量的20%，上海高达50%，其中民营外资居于主导；制造业中的进出口大户很多是外资企业，美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产品返销母国竟占中国对美年贸易顺差的50%以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