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转型方式 政治转型方式是一个与政治发展模式紧密相关的问题，就后现代化国家而言，是否发生了政治转型或没有发生政治转型① 是探讨政治发展模式的一项重要内容。新加坡是以市场经济发达而未发生政治转型这一特点而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可以说这是新加坡政治发展模式最重要的特点。在探讨中国模式时，一些学者指出，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可能会采取渐进方式而不会发生多元民主政体取代威权政体的急剧转变，在他们看来，这一判断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发展会走一条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中国模式”的道路。新加坡的发展水平高于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与中国有着同根同源的关系，又都属于后发展国家，处于同样的发展环境之中。因此，对新加坡政治发展模式的探讨不仅对其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对我们思考中国模式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世界现代化的历程来看，政治转型方式变化的趋势基本是由革命向改良、暴力向温和、激进向渐进转变的，尽管各国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现代化进程的时间有很大差距，但都没有违背这一趋势。新加坡的特点是，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在世界民族独立和新加坡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下采取了和缓和退让的政策，主动交出了政权，因此新加坡没有像许多国家那样形成民族主义运动与殖民当局的激烈对抗，没有激烈的革命斗争和流血，因而也就没有在殖民者和民族政权之间造成更深的仇恨和技术排斥。这表现在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英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人员，甚至依靠英国军队来维持国家安全。从更深刻的内在影响来看，这可能是民族主义运动中持温和观点的李光耀等人执政的重要原因，而工人运动中的激进派渐渐失去了支持，被边缘化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后的发展模式。 一般来说，发生这种温和的权力更替的政权因为没有花费更多的力量来进行外在形式即体制和权力层面的更替，因而会更容易关注社会的内在变革。而这种渐进的改革往往更易于人与社会的内涵变化和思想导引，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和深化；尽管它往往表现的缓慢而潜在，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当然，这也取决于执政者对旧政权的改造和执政方式的转变是否成功。新加坡的情况是，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政府在执政之初就重视学习和借鉴英国殖民当局先进的统治经验，这为建立优良的行政科层制度奠定了基础。实际上，英国在新加坡建立的统治和文官系统，并不缺乏现代性，相对于较为传统的新加坡社会来说，它是一种更为先进或更现代的组织系统②。于是，推翻殖民统治、建立新的民族国家，同时又充分地吸收具有现代性的殖民当局的治理经验，就成了符合实际的最佳选择。如果在独立后全面否定英国当时所建立的文官制度及治理方式，代之以革命斗争的方式进行治理，以职业革命者取代技术官僚，就会在相当程度上造成文官经验和治理方式的中断，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优良的科层系统，而新加坡有效地避免了这一点。这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在取得独立后，这一时期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关注的是革命性的政体和所有制的变革，对内对外的政治斗争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主导着执政党和政府的路线，因而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变革主要是外在形式的，并没有在内涵上扩展自己的现代性。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改变了革命性的变革方式，转为采取一种更为注重内涵因素变革的渐进方式，因而实实在在地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 新加坡在发展过程中的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当代的政治发展或政治转型模式。在与世界政治转型方式的趋势相一致的基础上，新加坡的政治转型表现得更为渐进和温和也就不奇怪了。或者说它的这种包容性的政治体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适应社会经济的变迁，而不必以体制的急剧转型来与之相适应。在顺应世界政治转型方式的渐进性趋势，我们很难想象新加坡未来会以一种激进的转型方式来推动自己的民主化进程。在当代和未来的政治转型中，有三方面的重要因素会对政治转型的渐进性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是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生活和生命的关怀程度也越来越高，因而暴力和流血冲突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二是在后现代因素的影响下政治转型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是由纵向的阶级分裂或等级分裂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所致，而是在现代化条件已经比较成熟甚至后现代因素已经大量出现的情况下，其社会结构已经横向扩展尤其是多元化，多元的利益和文化群体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分裂的向度和烈度，对社会整体来说其分裂性要小的多，这就在客观上软化了社会分裂和冲突的基础。三是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互动及信息交流的增加和通畅，使得后转型国家一方面处于国际社会示范性的压力和监督之下，在人文关怀、民主的机制和模式及社会自由方面都或多或少受到民主国家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治理方式的交流和积累，统治者在主观上越来越希望把握民主化的主动权，他们在主观上的努力尤其是对国外已经成熟的民主治理经验的借鉴会越来越多，这就大大提高了人们解决转型冲突的能力。 二、新加坡政治发展的现代性特征 无论是把新加坡放在东亚模式中，放在后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中，还是放在威权主义模式中进行分析，新加坡都有自己的特色。从政治发展过程来看，自1959年自治后它一直保持着一种威权主义的体制并允许体制外民主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构建了一种高效而现代的政治体制，包括市场经济体制，其特色非常明显。 新加坡一直实行一种威权主义体制，一党长期执政并在国会占据绝对优势，全面控制着国家权力。但实际上仅仅从宏观制度形式来看并不全面，尤其是仅仅对这种制度进行定性而不进行量化的考量并不符合实际，而这有时是更重要的视角。这就要求我们来观察其威权体制中的民主因素，进而是什么原因使它在高度现代化的情况下保持着这样一种体制。 从政治制度上来看，新加坡自治后在三个方面基本保留和发展了英国人在此建立的政治制度。一是文官体制。1959年刚刚担任自治政府总理的李光耀就认识到，英国人建立的公共行政系统已经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功能，因此，在对其进行适度的民族化履行的基础上基本保留这一行政系统是明智的。我们知道，具有现代性和高效的行政科层系统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是推行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这一制度的保留使新加坡没有发生现代化治理的断裂。如果要建立新的行政科层体制和培养起大量的技术官僚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那一定会贻误现代化的时机。当然，由外来民族建立的殖民制度很难与当地民族融合，无法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和真正的政治共同体，而这也是现代化起飞的最基本条件，并且，对于那个发展阶段来说，这更是不可逾越的。因此，推翻殖民统治、建立新的民族国家有着最根本的合理性。新加坡正是把这种根本的合理性与行政系统的现代性恰当地结合起来，不失时机地为自己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它在重视从英国的统治经验和文官系统中吸收先进经验的同时，逐步地对其进行民族化的改造，最终以本地的文官取代了殖民政府留下的文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