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没有政治改革怎会有中国今日之崛起？ 这个世界变化真快。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担心外界的恐惧，不太愿意使用“崛起”这个词来形容我国的迅速发展，但外界却偏偏喜欢使用这个词。美国媒体检测机构“全球语言观察”于2009年末，对全球纸质媒体、电子媒体和互联网进行检索后发现，“中国崛起”竟是全球10年来最热门的新闻主题，其被关注度超过美国的“9·11”和伊拉克战争。 中国崛起的步伐令人震撼：1979年以来，中国的GDP增加了18倍，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一般认为中国在1992年就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中国还于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过去30年中，有8000多亿美元外资投资在中国，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2009年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50％左右。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做了估算：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的话，那么在中国当今这场现代化大潮中，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可翻7倍。 2004年10月，我曾在美国《纽约时报》撰写过一篇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变革》的评论文章，强调中国今日的迅速崛起离不开中国所进行的大量“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内容包括：彻底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种政治运动，使人民可以追求正常的物质利益和文化精神生活；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使他们的知识和才干得以发挥；废除了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制度；进行了村民自治等多种基层民主试验；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了官员“选拔”和“选举”相结合的制度；广泛实行了官员提拔公示；改革了户口和档案管理制度；大规模地削减了各种行政审批；政府重大决策均进行广泛民主咨询；建立了基本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等。 只要对中国政治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走出旧的“政治挂帅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只能是一个政治变革的过程，因为旧体制的特点是政企不分，而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政企不分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互动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确实把许多政治改革的措施寓于经济改革之中，主要是围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推进的。例如废除人民公社，一方面调动农民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是一场涉及中国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政治改革。总之，中国各种政治改革事实上已有相当的积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比外界了解的要大。中国政治改革的独特方法，虽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总体上还是体现了一种政治智慧，它至少化解了单向度推进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避免了许多国家因激进政改而造成的政治动荡乃至国家解体。 一些人之所以对中国进行的政治改革视而不见，主要是因为这些人的视野比较狭隘。他们只认同西方政治模式，只要你的制度与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不一样，他们就认为你的政权合法性还没有建立，你的体制还在转型，你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他们甚至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转轨”到西方模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与西方接轨。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讨论涉及的是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和中国政治的特性。只有把握了这种特性，中国政治改革才能避免走入歧途，中国崛起的过程才会更加顺利，更加辉煌。 二、“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政治 中国不是一个一般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中国的崛起因而也产生了与众不同的震撼力。从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历史的视角来看，18、19世纪世界上崛起的第一批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第二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今天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10亿级的，超过前两批国家的人口总和。这不是人口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是一个5000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 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崛起，具有8大特征，也可称为4“超”与4“特”：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由这4“超”衍生而来的4“特”：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些特征本质上反映了中国漫长历史整合而形成的大格局，这一切规范了中国政治的独特性。 中国的人口、疆土、历史、文化这4大“超级因素”决定了中国政治的独特性，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为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处理好民生，应对好人口规模和疆土规模带来的特殊挑战。比方说，中国2010年春运的人数就达25亿人次。25亿是个什么概念？这大概就等于在一个月内把整个北美、欧洲和非洲的人口都挪动一下。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才会面临这一类特殊的挑战，而且必须解决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观。很难想象多数中国人会接受每四五年换一个中央政权这种源于西方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 中国的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如果执政集团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那么国家将陷入混乱和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