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来学界和政策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大多数都聚焦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有意或者无意回避对政治模式的讨论。不过，很显然，不了解中国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经济模式。在中国社会文化形态中，政治因素对中国模式的影响，远比经济因素要强有力得多。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政治推动的结果，政治模式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但在对政治模式的讨论不能深入的情况下，很难对中国模式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缺少对政治模式的认识也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不能深化的一个主要根源。在不知道政治模式应当怎样的情况下，就很难明了政治改革应当做什么、怎样做。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是什么？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即“开放”。人们所说的“开放”，一般指的是国家向其他国家的开放，即“改革开放”概念中的“开放”。但在政治领域，“开放”指的是政治过程的开放，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开放。在这个意义上，“开放”又可引申出另外一个概念，即“参与”，就是社会的不同群体参与该政治过程。没有开放，就没有参与。 “开放”与“参与”既是对中国文化环境中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实践的总结。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国政治的兴衰和政治过程的开放度紧密相关。当政治开放的时候，社会就有参与的机会，政治就兴旺；反之，当政治封闭的时候，社会就变得和政治毫不相关，政治就会衰落。 中国传统政治的开放本质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开放是中国文明最主要的特征。和其他宗教文明不同，中国文明的主题是世俗主义。宗教文明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排他性(exclusive)，而世俗文明的最大特征就是包容性(inclusive)。包容性的代名词就是开放，就是说中国文明向其他文明开放，不排斥其他文明。中国文明在其发展史上已经包容其他很多文明因素，最显著的当是其成功地吸纳了佛教文明。每次外来文明的到来，在最初必然构成挑战和冲击，但当成功吸纳外来文明的时候，中国文明就会有长足的发展。 这个开放的文明体现出来的政治模式则是皇权。皇权体制蔓延数千年而不中断，有其内在的理由，简单的否定并不能加深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认识。很显然，较之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之前的封建体制，中国皇权体制具有相当的开放性。皇权本身是排他性的，但相权是开放的。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国家的“产权”属于皇帝，但国家的治权或者管理权属于社会。皇权只属于皇帝本人和皇族。即使这样，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只有皇帝一个人的位置是可以继承的，其他都没有继承性。这和欧洲国家的政治家族的继承制度不同。 同时，中国的相权相当开放，开放给所有社会阶层，并且这种开放性是高度制度化的，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尽管从理论上说，皇权无处不在，但在实际的操作上，皇权的空间并不大，是有限度的。皇帝往往是“统而不治”，政府(相权)拥有实际的行政权力。正因为此，传统中国发展出了日后令欧洲人赞叹不已的发达的文官制度。 而治权的开放性就直接导致社会的开放性。用现代社会科学概念来说，传统中国只有阶层和阶级的概念，而没有流行于其他社会的宗族和种姓概念。阶级和阶层是开放性的，即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改变自己所属的阶层和阶级地位，但宗族和种姓则是恒定不变的，人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身的所属。所以，中国传统强调的是“有教无类”，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 中国世俗文明数千年不中断和其开放本质有关。另一方面，传统文明的开放性也具有局限性。从文化融合来说，有些历史时期中国文明显得信心不足，倾向于走向封闭。例如明朝中断郑和下西洋进程之后，国家开始封闭。但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封闭性并非排他性。封闭性只是防御性和防卫性的体现和手段。修长城、闭关锁国是为了防卫，而非文化排他。因此，在皇朝的信心恢复之后，又会回归开放。 传统中国“开放性”的最大的局限甚至敌人也是皇权本身。皇权表现的是排他性、垄断和继承性。也就是说，皇权本身与开放性格格不入。因此，皇权的更替只能通过革命(改朝换代)来解决。如同在其他社会，皇权的这些特点导致其直接的衰落。当其他社会的皇权被边缘化，仅仅成为政治象征的时候，中国的皇权被现代党权所取代。 从文化角度理解中国政党制度 中国传统皇朝国家在西方近代国家面前不堪一击。在清皇朝衰落之后，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转型，即从传统皇权转型为现代党权。从传统皇权向现代党权的转型，是近现代中国历史最有文化意义的领域。这就是说，人们必须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作一种文化解释，而非简单地把中国的政党理解成为西方的政党，尽管双方都在使用“政党”的概念。中国的执政党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人们经常以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的方法来理解中国的执政党。不过，很显然，尽管形式类似，尤其是和列宁主义政党，但中国的政党与西方政党所包含和传达的文化含义非常不同。 无论是西方民主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只要是多党制，任何政党代表的是一部分的利益，所谓“党派”也。“党”的原意指的是人口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在多党制体系下，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政党的开放性。如果政党的目标是掌握政权，那么就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再者，如果同一政党之内的政治力量意见不合，就可以另行组成政党。人们可以把此称之为“外部的多元化”。同时，人民有权利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不喜欢政党A，就可以转而选择政党B或者C等等。这个政治过程就为政党提供了制度机制，迫使其开放，以最大限度地吸纳不同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