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变革的社会限制①

      乍看上去，陶希圣不可能是一个讨论中国保守主义的合适人选。陶希圣初登中国的思想舞台，是在“北伐”及其后的两三年(1926-1928年)。那时他既不是中国传统价值的卫道士，也不是现存社会政治结构的维护者，而是最早的几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一，一位革命性变革的倡导者。尽管陶希圣在1937年之后与蒋介石治下国民党高层的密切关系和他为蒋捉刀代笔《中国之命运》的嫌疑确确实实赋予他一种保守主义的形象，②然而即使是陶这部分生涯，也不能足以将他定义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将其视为陶对于中国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的长远关切似乎更为恰当。时至今日，陶希圣依然坚持一种革命者的自我认识，③也许这其中有自我修饰的成分，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

      另一方面，尽管陶希圣一直是变革的倡导者，但他认为可取的变革不应发展至对于过去的全盘破坏和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暴力革命。事实上，他最早是以一个新文化运动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论的双重反对者的形象而为人所注目的。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社会论”(sociologism)在这两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关于变革基本上是社会性的而与文化问题无涉的认识，使他得以削弱新文化运动对文化革命的吁求。类似地，他反对自由主义者对于政治权利和法治政府的要求，他相信在中国社会结构还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移入西方的制度是无效的，这充其量是为中国外部敌人的利益服务。最后，他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独特分析使他得出了避免社会革命的结论，他甚至认为社会革命与中国的需要是背道而驰的。他的“唯社会论”尽管重申了变革的必要性，但在实际上限制了变革的程度和方向。

      因此，陶希圣的保守主义其实是相对的保守主义。他反对革命的意图和他思想的影响都必须放在一个革命性的大背景下来考量。他的例子表明在20世纪中国应用“保守主义”这一概念所涉及的复杂性。绝大多数的中国保守主义者对于变革这一命题持有复杂的态度，这是由于他们对介乎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西方的文化与制度怀有矛盾的情绪。他们的保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思想一政治背景。一点也不奇怪的是，在中国，很少有人对那些塑造了欧洲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例如君主政体)和规范(例如宗教价值)有特定的信奉；不仅如此，很少有中国人，特别是在1920年代，认真地思考过在整体上保存过去的文化—政治复合体(complex)的可能性或可欲性。在一种近乎全盘破坏传统的大氛围下，即使是保守主义者，即便有人敢于冒险的话，也不会觉得福克兰勋爵的声明“非需变时必不变”有多少说服力。这时中国已经不是变与不变的问题，而是激变还是渐变的问题。许多中国人继续坚持与过去保持某种联系是必需的，反对彻底脱离传统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变革，正是这一事实证明了“保守主义”概念应用于中国的有效性。

      这种保守主义主要有两种表达形式。第一种，主要代表是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在不拒绝社会和政治的变革的同时，重新肯定传统的价值。这些传统价值被他们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成为一些个别地具有重要意义但和社会政治组织没有多少直接关联的普世价值。第二种保守主义具有更为明确的政治意图，其形式也更为暧昧：它并不旨在保存传统或现存的制度，而是意在防止社会和政治的动乱，使变革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进行，变革只有在符合社会的历史趋势和特定需求的情况下才是可取的。在此，历史的连续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历史连续性的吁求也许并不足以定义保守主义，但是它无疑是保守主义姿态必须的成分，这一点在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时期显得尤为重要。

      陶希圣的保守主义属于第二种类型。他对于中国政治讨论的主要贡献是他关于社会的历史的必要性对变革施加限制的主张。他对于传统的主流价值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兴趣。相反，他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展现出对于传统的全方位的历史化。不过，历史主义同时也暗示着中国历史经验的唯一独特性。当陶希圣谈及“本土道德”时，它似乎是一个社会学必要性涵义重于价值意味的模糊概念。他坚持，本土道德限制了外来价值对其无选择的嫁接；然而他既没有强调也没有澄清本土道德的内在价值究竟是什么。陶希圣最为关心的是社会政治的变革问题，特别是关心变革的要求是否意味着社会革命的必要性这一命题——这一点也正是他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歧异之处，而在别的问题上陶和他们有着极多的共同点。1927年之后的几年间，陶希圣就这一问题与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展开论战，成为反对共产主义阶级斗争主张的首要的国民党理论家。他对于中国的社会历史分析源自历史唯物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在他手中却变成了反对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强有力的武器。不过，这不能仅仅简单地被视为是对历史唯物论的机会主义运用。陶希圣思想发展的历程表明，马克思主义为他早年思想经历中产生的那些特定问题提供了答案，这又反过来塑造了他对于历史唯物论的理解——而正是这种理解限定了他在革命问题论战中的立场。

      陶希圣在中国思想舞台上声望日隆乃是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这次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第一次大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起因于1927年国共统一战线的破裂。④当时，革命青年中有着一种普遍的情绪，他们认为统一战线的分裂、保守势力的复活乃是由于革命者未能正确地估定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以至于他们错误地计算了革命的力量和革命的对象。这些错误扭曲了革命的目标，使反革命分子占了上风。论战者们试图正确地界定中国社会结构的演进，冀图使革命运动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然而，他们的论争事实上只是成为了国民党左右两翼和共产党(此时其内部已分裂为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之间对于彼此相互冲突的革命策略的辩护。⑤参加论战的国民党人多是汪精卫的支持者，他们在国民党当权派已急速右转之时仍然坚持献身革命的信念。他们的目标是为革命的“孙文主义”辩护，并为之提供孙中山本人和其他国民党主要理论家都未能提供的社会基础的论证，以反对左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他们当中包括了陈公博、顾孟余这样的汪派大将，然而最为系统和细致的理论分析是由陶希圣提出的，他此前在中国知识界相对而言并不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