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通过30周年。这两个纪念日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从本质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新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历史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科学总结了新中国32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开启了国史研究的进程，并为国史研究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理论方向。作为国史研究者，对这两个纪念日的最好纪念，莫过于沿着《历史决议》指明的方向，深入研究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内容的新中国历史，特别是加强对这一历史的经验研究。 研究历史经验从来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史学宗旨的具体体现。司马迁说过，他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换成今天的话讲，就是要揭示历史原因，总结历史经验，成为安邦治国的一家之言。朱熹则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②意思也是讲，研究历史不要纠缠一些琐碎事件，而应关注重大事件，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重视总结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党。毛泽东早就指出：“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③“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④邓小平在制定《历史决议》时也指出：“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个学习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就能了解党是怎样领导革命的，了解毛泽东同志有哪些功绩，使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⑤江泽民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谈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问题时强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⑥胡锦涛总书记在本世纪初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⑦他们的论述说明，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党的事业、革命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改革开放的事业的成败，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国史研究是中国史研究的分支学科，也是党的事业的组成部分。国史研究者研究国史，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重在研究历史经验的优良传统，又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优良传统。当然，国史研究者研究历史经验属于学术范畴，与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总结历史经验之间不完全一样。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总结历史经验，一般要从当前面临的全局性和紧迫性的问题入手，总结出的经验也往往会直接用于制定政策、指导工作和教育干部群众。国史研究者虽然也要关注具有全局性和紧迫性的问题，但一般会把研究的视野放得更宽；研究成果一般也不会直接用于制定政策，而是为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制定政策提供历史依据，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总结历史经验提供参考，就是人们常说的“资政育人”。然而，无论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还是国史研究者，总结和研究历史经验，都要站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都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在这些方面是没有也不应当有什么区别的。即使在研究的基本方法上，二者大体上也应当是相同或相似的。 下面，谈谈国史研究者在研究国史经验时应当注意掌握的几个基本方法。 第一，既要研究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验，又要把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联系起来研究。 新中国成立距今已有61年历史，其间根据社会历史条件和党的工作重点等等的变化，可以划分为若干不同阶段。例如，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的29年和改革开放后的32年。在改革开放前的29年里，又可以分为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7年和1957-1978年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22年。在改革开放后的32年里，大体也可分为1978-1992年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14年和1992-2003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11年，以及2003年以来按照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的8年。这些不同阶段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研究历史经验时需要把它们分为不同时期来研究。例如，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挥宏观指导作用，在土地承包到户的条件下如何发挥集体经济作用、解决农田水利建设和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的情况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条件下如何保护农业用地，在推进互联网发展的同时如何加强对它的监管，在不搞政治运动的条件下如何防止党脱离群众、端正干部作风等等经验，就不大适合笼统地放在61年中研究，而应当主要放在后32年里加以研究。因为，这些问题在前29年基本没有产生的条件，因而也不可能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