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流行这样的观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鉴于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处境险恶，以及集中力量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需要，曾三令五申要其北移。项英由于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长期坚持其向南发展的错误主张，对中共中央关于北移的指示，一再借故不执行……”①笔者仔细披阅了相关资料，觉得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本文拟就项英在皖南时期的主要“错误”进行探讨，敬请指正。 一 “向南发展”是不是项英自作主张？ 过去一般认为，“长期坚持其向南发展的错误主张”是项英“一再抗拒”中共中央决策的根本原因。陈毅也批评项英：“毫无根据地提出天目山计划、浙江计划、黄山计划……”②那么，“向南发展”的主张是如何形成的？是否违背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考察。 193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王明、周恩来、项英：“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陈毅支队置于皖南。”③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战略部署的最早文献，从“重心”的表述中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对皖南战略地位高度重视。1938年1月6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成立，“管辖范围包括江西、浙江两省及福建、安徽、湖北、湖南、广东一部分地区的党的工作”④，项英被任命为书记。这就意味着中共中央把在上述区域内发展共产党力量的重任交给了项英。既然如此，项英对上述区域格外关注也就是职责所在。 1938年2月14日，项英、陈毅就新四军行动原则致电毛泽东：“到定(达)广大的机动地区(即上浙苏皖边境)，以令自由进迫(退)……”⑤次日，毛泽东回电：“同意十四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浙苏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⑥论者在引用这段资料时，总是略去“同意十四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⑦其实，这句话非常关键，尤其是“集中”二字，实际上规定了新四军的主要任务，同时说明毛泽东与项英在这一点上没有分歧。2月21日，毛泽东在致长江局的电报中特地强调：“苏浙皖赣边区”是“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⑧从“皖南”——“浙苏皖边”——“苏浙皖赣边区”的表述变化中，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将越来越多的南方区域纳入了战略视野。这是很正常的，东南分局的成立本身就表明中共中央对上述区域的重视。 1938年6月15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军党[部]及三支队(以一营)位置于南陵至泾县间山地整训队伍，以争取这一带群众，准备以太平(不含)与泾县、青阳、南陵之间山地为根据地……在某种情况下，即可派出一部队到天支[目]山脉和仙霞山脉发展游击战争。”⑨6月28日，项英致信陈毅：“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依靠这一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⑩应该说，这样的构想本身就是对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贯彻。否则，中共中央和陈毅为什么都没有表示异议？ 如何看待项英在六届六中全会后仍然“坚持其向南发展的错误主张”？实际上，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发展华中”的决策，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向南发展的构想。全会结束仅二十余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于1938年12月1日致电项英，督促项英就向南发展采取实质性措施：“新四军应成为江南(包括浙、皖南、苏南)、闽、粤、赣游击战争之助产婆”，“调些干部给闽、浙、赣地方党，以成立和领导新的武装。”(11)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在“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新四军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二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12)4月3日，毛泽东询问项英：“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13)黄桥战役爆发后，毛泽东于10月8日致电项英：“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14)，仍然把向南发展作为选项之一。在决定将东南局(15)与中原局合并为华中局以后，中共中央于11月17日这样致电项英：“华中局领导华中和江南敌后武装斗争区域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闽浙赣边可建立一中央局或分局”。(16)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距皖南事变结束仅十余天，中共中央即于1941年1月28日致电新四军领导人：“对皖南失散力量……应设法派人过江加以指导。目前除过江者外，尚应收集一部在芜湖一带抗日，以便将来向南发展。”(17)“苏南方面望胡、陈速收集皖南东移力量，暂时在苏南活动，准备将来出天目山。”(18)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放弃向南发展的战略构想。 令人遗憾的是，论者不仅指责向南发展是项英的个人主张，而且还存在双重标准。1940年4月28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新四军江南部队、皖南部队力量相等，合则两利，否则两面孤单，而且目前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我们在苏南敌后充实力量后，再南进天目山脉，西取黄山山脉是比较稳当的事……”(19)可见，陈毅主张集中新四军主力于苏南，然后再向南方发展，与项英的分歧仅在于立足皖南还是立足苏南。学术界一直批评项英有向南发展的企图，而对陈毅向南发展的主张只字不提。项英、陈毅都多次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将陶勇、叶飞部南调，《叶飞回忆录》对项英要求其南下的电文详细记录，而对陈毅要求其回江南仅用“陈毅同志却连连来电，催我率部东返”(20)的模糊语言带过。应该说，这样的叙事方式对项英是有失公允的。 二 项英有没有抵制发展华中的决策？
